最美好的高原岁月，是我挥之不去的记忆

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时候是你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我会自豪地回答：是我在西藏边防测绘的那一段时光！

西藏高原的经历，一直是我挥之不去的记忆，不仅是因为这片号称“世界第三极”的地方所拥有的雪山草原、蓝天白云，更有我年轻时曾在那里攀山越岭、爬冰卧雪付出的艰苦拼搏，以至于近半个世纪过去后，当年战斗生活岁月的点点滴滴仍然在我的记忆中是那样的清晰。这里记述的就是那个岁月的一些难以忘怀的经历。

西藏吉隆县

在吉隆边防的日子

1971年3月，我随部队进藏执行战备测绘任务，来到了西藏吉隆县，我们的测区分布在该县东起吉隆沟，西至贡当区的广大地区，面积约1600多平方公里，测区南面是中国一一尼泊尔边境线。刚当兵入伍时，我们被分配到成都军区司令部系统，随即被卡车拉到广汉县连山镇中学驻训，几个月后，我们到了灌县水利学校，听说是为等待将要从西藏出来的西藏军区测绘大队。后来，听从西藏出来的老兵讲，部队里的七十二行，最苦的就要算西藏的测绘兵，爬雪山、住帐篷，去工作的地方都是人迹罕至的高山峡谷或荒山野岭。进藏后，对当新兵时就听说的这些事情有了切身的体会。

我们进入测区后，汽车顺着吉隆县公路向吉隆沟进发，这条沟内的公路约93公里，从海拔4300多米，一直沿着吉隆河往下走，穿越平坦的高地，直通吉隆区的宗嘎镇。吉隆沟是一条又深又长的沟，这条沟基本上是笔直的，就像一个巨大的犁铧沿南北方向瞬时切开，沟两侧的山坡就是其翻开的岩浆土石堆砌而成，其边沿至今还保持着锋利的刃，远远望去，这条沟卷曲的底层，狰狞的地貌，处处显露出山体的桀骜不训。越往南走，山的起伏越大，植被渐渐多了起来，光秃秃的山包变成了茂密的森林，好像是冰火两重天的感觉。大约一个小时，我们小组的车在河边一个河滩上停下来，在河滩上搭起了帐篷。第一个晚上就是在吉隆河的河滩上露营。入夜，山谷里的气温下降了许多，白天还感到很热的天气，晚上穿着皮大衣也觉得很冷。那天晚上该有我一班岗，一人一个小时，我是排在半夜里。我自小从来没有在这种荒凉寒冷的环境下站岗，当时心里还很害怕。但看看小组其他人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轮流站岗，我只好硬着头皮上岗了。我端着冲锋枪。把子弹推上膛，瞪大了眼睛盯着四周的动静。我突然感到，我这样站岗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在明亮的月光下，哨兵在没有任何物体对身体隐蔽遮挡时。我的身体和动作都会是一目了然的，如果有土匪来袭扰，首先就可以毫不费劲地先看到我并对我采取行动，然后对整个小组人员的生命带来严重的威胁。于是，我找了周边一块大点的石头，趴在石板滩上一动不动。这一晚上的站岗情景让我终身难忘。

第二天天亮后，组长让我带着小组一名藏族战士丹增到周边去插旗，我们扛着测旗向组长交待的方向走去。插旗是开展测绘的基础工作之一。一般进入测区后，要根据图幅中已有的大地控制点成果，选择在被测绘对象的周边选择高大独立的目标进行观测，以推算图幅中另外的座标控制点。这一步工作就像盖房子，要先把主骨架搭起来。我和丹增从营地越过公路，向东北方向走去。我们从早上一直走到中午，炎热的天气使我身上穿的棉衣都被汗水打湿透了，于是，我们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来休息。丹增是一位从咸阳民族学院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虽然读了几年书，但丝毫没有改变他火爆的性格。他问我：“插旗的地方还有多远？”我掏出地图看了看，说就在附近了。休息后，我们又朝前方走去，我们翻过了一道山梁又一道山梁，走得浑身筋疲力尽，等到达地点，我发现，这个山头根本不是我们要插旗的地方，原来我们把方向走错了，必须折返回去向西前进。想到任务在身，我们不敢停留。我正在十分懊恼之时，丹增对我大发雷霆起来。他说他不走了，大骂我带的什么路？让他白走了这么多的空路。我一气之下就和他大吵起来。丹增的情绪一下坏到了极点，他抄起冲锋枪，“哗啦”一声把枪机拉开并把子弹推上了膛，对着我大吼道：“老子今天把你枪毙了！”这时，现场只有我们两个人，他的枪口离我身体的距离只有5-6米远，我这时想：他的情绪一旦失控， 指头一扣，一排子弹非把我的胸口打成蚂蜂窝不可。和他对峙的我，心中不免一阵阵紧张。我决定不 再和丹增争吵了，主动承认了自己工作经验不足，把方向弄错了，下次不再发生这种走偏方向的事了，于是，我们两人在现场和解，又朝着相反的工作地点走去，终于在天黑前完成了任务回到驻地。晚上，我躺在帐篷里，想起白天这件事的经历，心里还一阵后怕。我们继续往南前进，来到了吉隆区所在的宗嘎村，这里距中国一一尼泊尔边境出口只有十多公里，第48号界桩就在这个区。吉隆区的地面高程比吉隆县约低2000多米，但村庄周边的山很高，山下是密密的原始森林，绿树成荫，田里还插着水稻秧，很有内地江南的感觉，但山顶上却覆盖着厚厚的白雪，一片北国风光，千里冰封的感觉。虽然风景这样美丽独特，但对测绘工作者来说，这是最让人头疼的测区。因为这种测区受地形地貌决定，比高大，气候变化无常，我们的战友都说：我们宁愿在西藏阿里地区那种海拔高、比高小、空气稀薄的测区作业，摊上眼前这种测区，实再是由于搞地面立体摄影测量才摊上了，我们地摄中队只能啃这种平板仪中队啃不动的“硬骨头”地形。

那段时间天气时好时坏，还好，对我们上山摆基线，插旗观测都没有带来大的影响，但危险仍然时时存在。有一天，我们小组在沟里一个道班上休息，约摸上午九点多钟，突然对面雪山上传来一阵阵“轰隆隆”的巨响声，我们冲出屋子，只见吉隆河对面的山上白烟笼罩，一会儿，一排排积雪从山上倾泻下来，势不可挡，一个老战士吼起来：“雪崩了！”我站的地方和雪崩的地点不到一公里，凭肉眼对积雪的滚落看得很清楚，只见积雪从山上像水一样冲下来，许多树木，泥土被雪推动着砸到吉隆河里，不可阻挡。看到这里，我们大喊万幸，因为当天天气不好，小组没有按预定计划到对面山上作业，否则，必然葬身在这场雪崩中。

吉隆区远眺 摄于1971年3月

柠村的日子

在吉隆测区里，柠村处于测区的西部，是一个离吉隆县最远，离中尼边境最近的行政村，我们当年叫它娘村。柠村在半山腰上，因是边防六团一个连队的驻地，我们抵进边境测绘，必须住在这里。我们的任务，是以柠村为中心，完成周边50公里范围内的地形地物的摄影测绘和兵要地志的调查。柠村周边的山非常大，出行全靠步行，运输也全靠马匹和牦牛，这里其实是一片无人居住的地区，离外界最近的贡当区，走山路也有60多公里。柠村这里的山势很怪，山高不说，山上光突突的，整个山顶风化严重，峰刃凸立，非常陡峭，象刀劈出来似的，活像一只只秃鹰，给我们开展测绘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由于柠村附近没有大地控制点，要从山那边作控制点把座标和高程传导到山这边来，就必须在山顶上做1--2个控制点才能作业，但这座山上全是悬崖峭壁．要做控制点就要想法爬到山顶上去插旗和观测。小组决定，要想方设法爬到山上去，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和另外几位战友背上观测仪器，带着旗杆和测旗往山上爬去，柠村边防点的同志们听说我们要去怕村后那座山，都感到非常吃惊，说：“这座山从来就没有人上去过，只有岩羊才能上去。”我们说：“为了完成任务，再难也要想办法上去！”那些天，我们在仔细观察了山势地形后，决定把一面测旗插在樟村到柠村的路口上，还有一面旗要插在柠村上方的山顶上。这面旗从柠村正面上山是根本没有办法上去的，我们就从柠村以南绕行3公里多，然后顺着一个缓坡往上爬。然后，我们用被包带套在山上的石头上，一点一点地往上走。山上的风化现象非常严重，碎石很多，走一步也要往下退半步，鞋子里一会儿就装满了泥土，我们终于爬上了山顶的脊梁上，又艰难行进了一公里多到达作业位置，等作业完成后，我们己找不到原路返回了。这时，我们的眼前有一条深沟通往山下，我们想，顺着这条沟滑下去，也许就可以到达山脚下，这样可以节约很多时间，但这条沟的底部有否悬崖我们无法预测，从这里下去是有很大风险的，但我们怀着一种“车到山前必有路”的侥幸心理，还是决定一试。沟里有许多积雪，还有大大小小的石头，我们意识到其实这样很危险，因为如下滑速度不能控制住，人一旦失去重心，就可能身体翻斜，同时，我们还携带着观测仪器和枪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可能坠入山脚，甚至被摔死。但时间己不允许我们再作选择，看看时间已晚，天黑后如果我们还在山上，不仅寒冷，也没有吃喝，于是我们决定还是冒险从沟里下山。抱着仪器，屁股坐在沟里往下滑。我们用手往下拨，让身体慢慢地往下坠，由于沟底很陡，我们的身体越滑越快，经过一个小时小心翼翼的下滑，我们从海拔5000多米的山顶下降到了3000米的山沟里。就在我们已经能看见山脚地面时，一个新的情况发生。原来，这条沟在离地面还有30多米高的一处悬崖上止住了，流沙和碎石从这里滑下山，堆积成一个很大的斜坡，我们都傻眼了。这时的我们根本不可能原路返回山上另择下山的道路，眼前就是万丈悬崖也要憋着下去。我们在半山上转了半天，决定沿着悬崖用绳子吊下去，我们当时没有专门的攀岩绳索和工具，只有腿上的绑带可以利用。我们都解下绑带，一节一节的接起来，把它固定在山上的大石头上，人就抓住这根绳子一个一个下去，我是最后一个下，小组观测的脚架没有绳子可以拴起来背在身上了，就只好把它扔下山去，结果把脚架的一个腿尖也摔断了。因前面的人把绳子拉斯了，我拉着绳子往下降到最后3米多高时，就只有往下跳了。一不小心，人就滚到斜坡下，一直滚了十多米才停下来。我这时才发现，我的棉裤在石头上摩擦，屁股上都磨穿了，浑身上下，干一块，湿一块，到处都是泥土，活像个叫花子。等我们的人全部下山后，天已快黑了，我们收拾好仪器装备，踏上了返回柠村的路。我们沿着山路，走了一个多小时约七、八公里，终于在天黑前回到了柠村。

柠村离中国一一尼泊尔边境只有几公里远，周边是一个典型的无人区，方圆几十公里内，除了只能看见零星的几个放牧的边民外，几乎看不到其他人员，边民从尼泊尔境内进入中国境内或相反走，柠村都是一条必经之路，据边防连队的战士讲，这里的敌情还是很复杂严重的，主要是境内的一些叛乱分子大多会从这条小路外逃，有的叛乱分子还会携带武器。为了保护我们作业的安全，防止不测事件的发生，边防连队一般都要在我们外出时派出护测武装人员，我们进入柠村后，也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战士们给我们讲了一件真实的故事：

有一年国庆前夕，连队为了庆祝节日，杀了一口自己养的肥猪，炊事班在打理猪身时，为了省事，把猪肠子取出来丢到操场边的垃圾堆里，这时，有一个头发蓬乱、衣衫破烂、浑身上下脏的连脸也看不清的藏族老百姓来到垃圾堆前，只见他拣起这些肠子，把肠子里的粪便捋一捋，就用藏刀切着吃起来。战士们上前告诉他这是部队营区，让他赶快离开，但这位老百姓像没听见似的，仍然狼吞虎咽地吃着肠子。战士们觉得奇怪，他的样子不像是个普通的边民，就叫来班长。这时他突然开口，用标准的汉语说：“我要见你们的领导。”班长把这个人带到连部，他从怀里掏出一个证件给连长看了，第二天，连长派专人把他护送到了团部。后来，战士们打听到，这个人是我军情报机关派到印度边境的秘密潜伏人员回国了，为了不暴露身份，就以这样的形式回到国内。这个故事更增添了我们对柠村的神秘感。有一次，为了抢早上的好天气作业，我们小组赶着牦牛到离柠村20多公里远的山口扎营等天气，在山口上我们支起了两顶高山简易小帐篷住了下来。为了应付不测，我们在帐篷睡觉没有脱衣服，也没有钻到鸭绒睡袋里，而是和衣躺在地上，怀里还抱着子弹上了膛的冲锋枪。山口上的风很大，气温降到了零度以下，冷得大家睡不着，就紧紧靠在一起打个吨，慢慢才睡去。第二天清晨，天还没有亮，帐篷突然剧烈的抖动起来，越来越厉害，一会儿就塌下来了。我被倒下来的帐篷压醒了，我大呼一声：“有情况！”我把冲锋枪枪拴拉开，把子弹推上膛，一个鹞子翻身，头钻出帐篷，枪口一下伸出来指向帐篷外，原来是一只牦牛队过路山口，因我们的帐篷绳子拦住了它的去路，它使劲地想把绳子顶开，结果闹了一场虚惊。其实，我们在边境地区作业，这种警惕性是来自于对敌社情的复杂程度所决定的。我们进藏不久，在拉萨西藏革命纪念馆参观过一个展览，说的是1959年西藏边巴县叛乱，一队叛匪清晨时偷袭了武汉军区测绘队一个小组，叛匪们用砍刀把帐篷砍倒，然后把埋在帐篷里的解放军全部杀害，其中有一位怀孕的女军人是被叛匪最后拉出帐篷砍成两段的。这个展览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们的帐篷倒下来的一霎那间，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可能碰上土匪了，必须快速出枪自卫，保护自己。加上我们小组的帐篷是搭在山口上，从边境进来的小路必然要经过这里，我们必须有高度的警惕性才行。除了敌情外，柠村附近还会有一些害人的野兽出没，听配属我们小组的民工讲，柠村附近有人看见过人熊，很可怕，如果运气不好，碰上了这种凶狠狡猾的野兽，弄不好还会伤人啊！在山口等天气期间，还有一件事让我终身不忘。由于天气不好，拖延了我们在山口驻扎的时间，我们组按预定计划准备的压缩饼干和蔬菜罐头都吃完了，只剩下了几个猪肉罐头，为了维持大家的体力，组长张安国就带领我们到山口下的森林里去找能吃的蘑菇，以能做一顿晚饭。他是一位1966年入伍的老兵，进藏前就一直在西藏作业，野外生存能为比起我们这些才进藏的新兵来讲要强好多倍。他告诉我们，原始森林里的蘑菇是很好的山珍，但采摘时要找那些不好看的摘，那些花花绿绿的、颜色很鲜艳的、样子怪怪的蘑菇一般都有毒，不可食用。按照张组长的指点，我们各自拿着一个麻袋分头去找。我看见在密林中有一个小喇嘛庙，就推门进去，里面的菩萨批着红色的伽沙，酥油灯点了很多盏，但一个喇嘛也没看见。

我发现点灯的灯盏做的十分粗糙，但纹饰很好看，材质也是铮亮铮亮的。在菩萨面前，有一个金黄色的小碗，碗壁很薄很亮，十分精美，我判断这是一只用黄金打造的供奉菩萨的碗，看到这只碗，我却毫无动隐测之心的不好念头，因为我们出测前进行的群众纪律教育和民族地区宗教政策的教育深入人心，我对这些珍贵的物品连碰都没有碰一下就退出了寺庙。但这次我进入这个喇嘛庙是我们的一个意外的收获，因为在这片森林中，这座庙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兵要地志点放进未来绘制的地图中标示出来，可以作为一个重要方位物，这在军用地图上是有重要标示作用的，我把这座庙的长宽高资料做了估测记录。

出了喇嘛庙，我回到森林里，这里弥漫着森林的阴冷潮湿的气味，很容易就看见树木下生长着很多的蘑菇，此时，我也记不住组长讲的采摘蘑菇的要虑，一把一把地往袋子里装。约摸半个小时的时间，我就拣了半麻袋。记得当天晚上，我们大家把拣回来的蘑菇重新分拣了一次，用山泉水把它洗净，用洗脸盆把水烧开，把这些新鲜的蘑菇煮熟，又开了两个我们平时舍不得吃的猪肉罐头，煮成了一大盆香喷喷的大肉蘑菇菜，那顿晚餐，我们没有别的食物吃，每个人都美美地饱餐了这一顿山珍野味，这个味道以后再也没有能比过它的了。

在柠村的日子里，我们有许多难忘的事情。我们和护测小分队曾一起到中国一一尼泊尔边境线的山头拍摄地貌，休息时和他们一起分享我们从内地带来的蔬菜罐头和菠箩水果罐头，这些食品，对当时的边防连队的战士来讲，是平时不容易吃到的，有个战士说：这些食品要是天天都能吃就好了。还有个战士突发奇想：“以后要是能发明一种自动加热的食品罐头，在罐头的底部装一个拉火装置，手一拉，底部自动用燃料加热，这样，冬天巡逻就能吃到鲜美的热口味了。”我很赞同地说：“以后说不定这个罐头会生产出来的！”其实，当时我们小组进入贡当测区后，由于一直吃不上新鲜蔬菜，身体缺乏维生素，我们许多人的嘴角都溃烂了，能吃到新鲜蔬菜是比吃肉罐头还惬意的事，为了补充维生素，我们就用腊肉和当地老百姓换他们自种的新鲜小白菜，价码是一斤腊肉换一斤小白菜，现在来看，这对老百姓来讲也绝对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交换行为。我们还用香烟向牧民交换牦牛奶，8角钱一条的“经济牌”香烟可以换一桶约10斤奶。在那时，边境的牧民是不接受人民币的，唯一可行的就是以物易物。牧民最喜欢的交换商品就是红色包装盒的香烟或者是盐巴，经济烟虽然只有8分钱一包，但包装是红色的，和4角4分一包的中华牌“香烟包装颜色一样，当地牧民也不知好坏，所以这种香烟就成了我们当时手中物美价廉的交换品，边境的牧民能换到这种香烟，自然也是乐不可支。但不知怎的，我们在牧民家里，他们让我喝酥油茶，我实再是喝不下去，甚至是闻着味道就想呕吐。我们组在高山草场蹲守作业时，没有肉吃，有人就到草地上去挖一种叫雪猪的动物来吃，这种动物像大老鼠一样，在高山草甸带是靠吃草和植物根茎存活，它很会打地洞，遇到不测，在草地上很快可以用强健的前肢挖个洞逃走，我们小组有经验的老兵，会判断它的洞出口会开在哪里，雪猪一进洞，人在后面跟着挖，另一些人在另一头也同时开挖，这样，雪猪自然就被我们“生擒”。雪猪的肉很嫩，用酱油烧出来的红烧雪猪肉酱红酱红的，晶亮晶亮的，端上来时，我却一口都不敢吃，因为也有些老兵说，这种动物肉吃了后，20年以后会得麻风病。但小组也有些被没吃肉焯得慌的人说：我们只管解决现在的嘴馋，20年以后再说吧！

离开柠村时，我们小组在靠近中国一一尼泊尔边境地区的测绘任务已近尾声，为了感谢驻柠村边防连队的官兵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帮助，我们把带进测区但没有吃完的香肠、腊肉和蔬菜罐头等一批食品都留该了他们。我们心里很清楚，我们小组到这里来作业，艰苦生活是一阵子的事，当我们的任务完成后，我们可以回到拉萨去休整，那毕竟是一个省会大城市啊！但我们的这些战友，长年坚守在这个条件十分艰苦、人烟罕至的边防点，除了巡逻放哨，连报纸都很少看上，和外界的唯一联系手段就是电台。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留下这一点吃得东西，但这是我们对战友们的一片心意。边防连队的干部和战士们对我们的离去依依不舍，他们那天在食堂里特意加了几个肉菜，还摘了一些自己种的新鲜小白菜烧了一个汤，这种新鲜蔬菜在我们看来比肉还珍贵啊！大家一起会了一个开心的餐。那一天，我们感到就像在内地过年一样温暖和开心。

吉隆县——吉隆区公路及河滩

两进两出贡当区

贡当区是吉隆县下辖的一个区，位于县境西南部，现辖贡当、康北、汝、樟四个村委会，是一个以农为主的半耕半牧区，辖区面积有987平方公里，只有800多人口，与尼泊尔仅一山之隔。该区建立于1961年，初建时叫南扎尔区，1963年改名贡当区，1987年后也许人口少的原因又改为贡当乡。从吉隆县到这个区，当年汽车要绕行到昌果、经强拉山口才能到达，公路距离约220多公里。其实，在地图上看，吉隆县到贡当区的直线距离只有百把公里，骑马或步行1--2天也可以从吉隆县到达贡当，但我们听边防部队的同志说，步道只是一条牦牛走的路，翻山越岭很难走，也不安全，部队人员很少走过。公路虽然远一些，但还是比人和马走得快，人也安全，所以，当时这条公路是贡当区联系外界唯一的路。我们小组在吉隆执行战备测绘任务期间，贡当区是边防六团三营营部所在地，这也就成为我们小组进出测区的中转地。

初到贡当区是我们小组在完成了吉隆沟的测绘任务后，约在1971午4、5月间，我们乘运输车前往贡当区。一路上，我们发现测区的地形地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吉隆沟时，到处是原始森林、古树参天、山高林密、云遮雾障，但车越往贡当区走，这里和吉隆沟完全是两种生态环境，这里沿途的山上连草都没有，到处光秃秃的，显得很荒凉，汽车在昌果大草原行驶途中，我们看见一望无边的草原上不时有一群野马在奔驰。跟随我组转运的中队杨先元副指导员，是一个“老西藏”了，枪法很好，他就在昌果草原用小组配备的英式步枪（作为打猎使用）打了一只野马，汽车在昌果兵站停宿时，他让兵站的战士把野马剥皮取肉，做成像腊肉那样一条一条的，抹上盐巴，说风干后可以在测区当食品吃。记得那天晚上，我们把这些马肉和兵站的同志一起会了一次餐，我是第一次吃野马肉，当时感到味道其实并不好，肉吃在嘴里有一种酸酸的感觉，而且肉质很粗糙，我并不感到好吃。

车过强拉山时，我们听到日喀则军分区汽车独立营的驾驶员给我们讲了一个发生在这条公路上的故事。强拉山口是从吉隆县边防六团团部向三营部队补给运输的重要通道，贡当区驻军的军械军需给养物资除少数特殊情况要用马匹、牦牛抄近道运到柠村外，基本上都是通过这条路送到贡当区的，这条路当时是驻寄中尼边境地区边防部队的生命补给线。1959年平定叛乱期间，当地有一股民族叛乱武装，曾在强拉山口设伏，对往贡当区运输军需给养的部队车队进行了伏击，使军需物资全部被抢，汽车被烧毁，车队的驾驶员除一人逃脱外，其余人员全部牺牲。那位幸免于难地战士，一路小跑几十公里，把这个不幸的消息报告了驻守贡当区的边防三营，等部队赶到出事现场，这股叛匪已经逃之天天了。听了这个真实的故事，我们更加感到在这一片地区加速完善军用地图测绘的重要性。

我们小组在贡当区住在三营营部，当年，这个营区十分简陋和破烂，所有的营房都是用附近的土打成土坯砖砌起来的，营区里平了一个篮球场，用几根圆木钉成篮球架，生活用水是打的井水，还修了一个食堂，一个马圈。当时的营部没有配备汽车，营首长下部队，都是骑马，和外界联系的唯一现代化条件就是架设在营部的电台，它随时保持着与团部和柠村连部的联系。

从我到达吉隆县的第一天起，不知怎的，我的心里就有一种凄凉感，准确地说，是一种失落感。到达贡当区后，这种情感就更加强烈了。其实，这种心情都是源自我对父亲的一种深深的感情，父亲在淮海战役中攻打平故堆要点，率领全营浴血奋战，身负重伤，到医院住了近3个月的院疗伤，伤愈后被任命为第二野战军18军54师162团副团长，这个团就是后来我来到的吉隆县的边防六团，在进军贵州的行军途中，父亲被蚁虫叮咬得了严重的黑热病，贵阳解放后，不是被送到了一家条件较好的教会医院救治，也许就病死在行军途中了，尽管他在162团任职的时间不长，但这毕竟是父亲当年指挥过的部队啊！后来父亲在住院疗病期间，部队继续前进，直插到贵州毕节再到四川叙永和乐山，1950年又进军去了西藏，父亲自此离开了他的部队。20年后，我执行战备测绘任务来到西藏边防，看到了这支部队驻守在这样偏远艰苦的地区，由野战军变成了驻守西藏边防的地方部队，这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啊！贡当区的三营营部，虽然通公路，但没有电，营部晚上照明都是用的蜡烛。这里的老战士告诉我们，从内地到西藏当兵，一车就被拉到了贡当区，复员时连团部都没有去过，更没有机会见到团里的首长了。我想，在营部当兵的都是这种感觉，那些在基层连队当兵的战士就连到营部来出差的机会可能也没有，心里面对父亲原来部队的现状感到十分的失落。

贡当区虽然偏远贫穷，但这里的山上有许多岩羊，这是西藏高原特有的一种野生动物，它以高山上的植物为食，善于奔跑，特别是在悬崖峭壁上攀爬奔走，唯一得天敌就是天上的老鹰。许多年来，这里的藏族老百姓不吃也不打猎这种野生动物，所以我们在来贡当区的路上看到有特别多的岩羊，它们看到我们也露出不屑一顾的样子。记得我们到贡当区那天，也是中队的杨副指导员，看见悬崖峭壁上有一只岩羊在驻足观望我们这些远方来的不速之客，杨先元副指导员抄起英式步枪，“砰”的一声，就把那只驻足在山上的岩羊打得滚下山来这只岩羊足足有60多斤重。我们到营区外采来很多野葱，烧了水，和好面，美美地吃了一顿野葱羊肉水饺，在当时那种凄凉的环境下，也有这样些许的快乐，增添了生活的乐趣。这次打牙祭，我还有一大收获，就是我学会了包饺子这门手艺，后来，我们到珠峰去执行拍摄任务，我这手艺还受到解放军画报社记者的夸奖，他夸我因包饺子快，形状还好看。其实，这包饺子的手艺最初就是在贡当区学会的。

第二天，我们和贡当区政府的领导联系上了，区长特地赶到小组来看望我们，并商量民工及马匹的配属等工作。区领导在财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为了保证我们的战备测绘任务，给我们抽调了5-6个略懂汉语的藏族老百姓，还有20多匹马匹和牦牛。区长说马料我们可以不付钱，由区政府帮助解决，但我们不同意，部队执行任务，不能给老百姓增加困难，租马费用、马料和民工的工钱我们应按当地标准一次性付给老百姓。一番争执后，我们坚持按照部队的纪律和民族地区的政策严格办事，使区长和在场的村干部很受感动。我们在和这位区长的交谈中，了解到了这位区长的不平凡身世。其实，他原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文化大革命”中主动要求到了西藏，被委派到这个最偏远、最基层的政府，为了安心在这里工作，他娶了当地一个藏族姑娘成了家，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藏族人”。我望着他那张被高原紫外线晒得黝黑的脸，心里泛起一阵阵的佩服和感动。几天后，我们小组的同志们和配属的民工一起，赶着那些驮着粮食、作业仪器等物资的马匹和牦牛，踏上了去柠村的路。

第二次到贡当区来，是我们小组在柠村完成任务以后，全组撤回了贡当区。第二次回到贡当是一种完成任务收测回家的感觉，历经了几个月的艰苦野外生活，我们对艰苦生活的承受力比刚来测区时完全是一个程度上的提升，也许此时我们已经习惯了野外的艰苦生活，这次回到贡当，我的心里感到是一种进了“福窝”的感觉，多好啊！我们在野外是睡帐篷，有时甚至睡在露天的草地上、山头上。回来后可以住在营房里了，有了木头床了；在野外是吃干粮、喝山水，回来可以吃到炊事班做的热气腾腾的饭菜了；在野外，我们去观测、摄影，全部是背着仪器走路，现在我们再往拉萨走，就可以坐汽车了，心里真有一种幸运的感觉。此时的我，对边防六团那种凄楚的感觉也变成了一种崇敬的感觉。这支光荣的部队，全国解放后就驻守在这里，虽然条件艰苦，但这几百公里的边界线如果没人守，谁来保卫这一块祖国的疆土呢？我们在三营一位战士的带领下去瞻仰了营区附近的烈士陵园。这里安葬着当年在强拉山口被叛匪打伏击牺牲的战士们，还有因生病牺牲在这里的战士，这些战士死后没有把自己的遗骨送回老家去，永远地留在了这片静静的高山上，陪伴着他们的战友守护着祖国的边防线。

当我随小组撤离贡当区返回拉萨时，我想：也许我这一辈子再也不会有机会到这里来了，但我在这一片国境线上对测绘兵艰苦生活的体验，对父亲曾指挥的部队的眷恋，对这里有趣生活的回忆，是我一辈子也难以忘记的。我在贡当区三营部休整期间，洗印和整理了一些在测区的地形地貌照片，我当时想，得等我有时间回家探亲时，一定要把这里的故事和照片告诉我父亲，让他了解他当年带领的部队在西藏吉隆边防的情况。直到1973年春节我回家探亲时，终于有机会让父亲看了这些照片，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我看得出，他其实心里有许多想说的话。

进藏途中 1971年2月摄于格尔木

下篇：里龙沟的一百天

1972年初春，我随该小组来到西藏米林县里龙区里龙沟执行战备测绘任务，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一百天。

据说米林的里龙区古时候是西藏宗教的一处胜地，“里龙”藏语意为“神仙出没的地方”，亦可译为“宗教第一路”或 “天堂第一路”。因此，里龙区在米林县的几个区乡中，是宗教文化和人文底蕴较深厚 的一个区乡，而它境内的自然风光，亦毫无逊色，更有一种幽境不为人知的美。但用测绘兵的话来讲： “越美的地方就越是可怕。”

这个测区不论是地形条件还是气候条件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更加严峻的考验，这是比1971年我们所到的吉隆沟更加危险、更加艰苦的作业地区。出发前，我们对工作地区的有关资料进行了初步接触，这个测区位于米林县境内，北抵雅鲁藏布江南，南面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中国一一印度“麦克玛洪线”印方实际控制区，图幅面积1600平方公里内除了两个边防点和一个行政区级单位以外，把农牧人口全算上也就是五、六百人，几乎就是一个“无人区”。里龙区在林（芝）泽（当）公路边（即现在的306省道），从里龙区向南直接走进里龙沟，沟里有一条叫里龙曲的河流，湍急汹涌的河水从中印麦克玛洪线山脉分水线方向汇流过来，直奔雅鲁藏布江。这条河很有特点，下游的河水平滑如镜，两边溪岸上拥簇的松林和灌丛，在水中投下深深的绿影；而穿透云隙刺白的天光，在水中折射出鳞鳞波芒。但中、上游的峡谷地带，河道狭窄曲折，岩崖底峥嵘森森，溪滩上乱石嶙峋，水势湍急，畅流而下，喧声如雷，或撞击在礁石、岩壁，或因落差而倾泻，激迸有如小龙喷珠吐玉。逆河而上，可以直接走到中印“麦克玛洪线”印度实际控制区。此外，我们待测的图幅内从东到西有仲沙、玉松等四条大沟，把图幅内的山脉分割成八大块，每条沟的两侧都是大雪山，山头终年覆盖积雪。山下是原始森林和高山草甸带，山头上却是终年积雪，气候变化无常。从山脚到山头，似乎可以经历从夏天到冬天的全部感受。面对这样的地形地貌，采用常规的平板仪测绘方法作业所根本无法胜任的，同时，在边境敏感地区更不能进行航拍，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刚引进到我军的地面立体测量的办法了，我们深感小组肩负的责任重大，同时也在心里犯嘀咕，一旦进入这样的测区，工作怎样才能开展起来？

其实，我对到这样艰苦危险的测区去工作是有思想准备的。出测前，我被调离原第二测绘组，调任为中队第四测绘组副组长（作业单位编制，相当于副排长），中队指导员杨执富找我谈了话，说这是组织对我的一个考验，因为我在出测前已向中队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尽管当时我的年龄还差半年才满十八岁。杨指导员说：“你们组今年的测区不光地形复杂，气候多变，而且测区里直通印军实际控制区，敌社情都很复杂，你们工作中的困难肯定不少，党支部把你从别的组放到这个组来，就是希望你和大家一道克服困难，完成任务，希望你在工作中接受组织的考验！”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配合组长完成任务，以实陈行动早日加入党组织。杨指导员还说：“不要怕，我会每隔一段时间就到小组来看看。”就这样，我们小组和一个专门做大地控制点的兄弟小组一道，坐了两天的汽车，从拉萨出发来到了指定的测区。

收测后小组部分同志在贡当三营营部的合影，后排左一是普布次仁同志

到珠穆朗玛峰拍摄

我们小组在完成了1971年的测绘任务后，回撤到吉隆县边防六团团部，和其它小组等珠穆朗玛峰照待返回拉萨的车辆，这时中队部接到大队首长的命令，要求我组重返吉隆沟并随后开至珠穆朗玛峰，配合《解放军画报社》记者拍摄一组反映高原测绘兵生活工作的专题照片，我们没有来得及洗去收测的征尘，又随记者出发了。原来，我们所在的测绘大队是原西藏军区第42测绘大队，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组建以来，一直在西藏边境地区执行战备测绘任务，涌现出了一大批艰苦奋斗的先进人物，有的干部战士还因工作牺牲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还有许多老同志因公致伤、致残、致病，为填补祖国西藏边防的测绘空白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了反映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英雄群体，《解放军画报社》和西藏军区宣传部联合成立了专题报道组，深入到边防一线实地拍摄，上级决定以我们小组为主来担任这一光荣角色的任务。

我至今还记得当年解放军画报社的摄影记者叫杨明辉，贵州籍人，西藏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的摄影干事叫刘铁生，我们小组跟随记者一路行军，在曾经作业过的吉隆沟里完成了拍摄，又驱车从定日县向珠穆朗玛峰进发。

从定日县到珠峰山脚下大约有102公里，当时只有一条极为简易的公路通达，据说这条路还是几年前国家组织第一次攀登珠穆朗玛峰时修建的临时公路，后来这条路因雨雪和泥石流侵蚀破坏，加之无人进行维修养护，有很多地段连公路的影子都看不见了，好在我们乘坐的是四轮加离驱动的解放牌卡车，越野性能超好，没有路的地方它也能行进，如不小心被陷进泥潭里，这车还能依靠自己的动力爬出来。我们边找路边走，有的地段还要用工具挖低填平，遇到小河要到河里推车，就这样，我们足足走了两天多，车终于开到了珠穆朗玛峰脚下，我们的宿营地就在原中国登山队设立的大本营原址上。我们搭好帐篷，天也开始黑了。

珠峰的夜晚是十分美丽的，月亮的光芒反射到高大的珠峰山体上，又反射到大地上，整个地面泛起一片白色的光芒，象白天一样明亮，甚至亮到了可以借着这个光看清书上的文字，可以在帐篷里不点蜡烛而看清周边的人的面孔，刚到珠峰的第一个晚上，看到如此美丽的自然景观，我们大家都兴奋的睡不着觉，纷纷走出帐篷，席地而坐，我们当时就是离月球最近的人，看着好像就在眼前的珠峰山体，看着明亮的月亮，说说笑笑到很晚很晚。记得当时一位护测部队的战士在月光下对我们夸下海口说：“到了珠峰跟前看珠峰，也就是这么回事儿，我跑都跑得上去。”我们说他的牛吹大了，他说：“明天我跑给你们看看！”

随后几天里，我们小组随记者从大本营前往珠峰山脚下的中绒布冰川，这个巨大的冰川横卧在珠峰的脚下，经过千万年气候的沉淀，冰川发育很好，冰塔林区足足有几十个球场大小，冰塔林的高度有的竟高达数百米，像座小山峰，进入了这个冰川，就像进入到了一个冰雪的童话世界。

这里的冰川，形态丰富，有塔林、山洞、瀑布、冰场等多种形状，有的洞穴的面积有上百平方米大，晶莹剔透，恰似一座水晶宫。我们在冰川里，根据测绘工作的特点，模拟了许多爬雪山、宿营、行军的动作，记者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画面。在一个冰塔林前，记者要求我们做一个向雪峰攀登的造型，我们小组有几个战士先爬上去作了几个造型，记者照完一组像，但对画面总是有一种不满意却说不出毛病在哪的想法，此时，我在记者旁边站着，记者流露出的表情我领会到了，我也在帮他思考怎样让画面更加生动。突然，我灵机一动，向杨明辉记者提议，我拿上一面红旗，爬到塔林的最上方去，把红旗再亮出来，“画面上有一面红旗会很生动的。”杨记者当即觉得这个想法可以试一下，于是，他让我拿着红旗进入了构图的画面，并且把它照了下来。后来，这幅经我提议的画面处理被正式采用了，我手持的那面红旗，清晰地出现在这张照片上，整个画面显得非常生动。

在珠峰执行拍摄任务总共用了七天，我们有机会多次深入到珠峰的腹地，还爬到了6800多米的山腰上。当年，我到珠峰时才17岁，背着50多斤的测绘作业装备和武器弹药，但我走路爬山都很快，连口大气也不会喘，但护测的那位说可以跑上珠峰的战士，人到了6300多米时就已经累得走不动了，结果，他的枪还是我们小组的人轮流帮他背着，他后来说再也不敢大话珠峰了在珠峰期间，我们还到距珠峰20多公里远的绒布寺去了，从这座寺庙对着珠峰照了，从这里远看珠峰，也有一种说不出的美。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还包了两顿饺子改善生活，杨明辉记者手把手教我们包饺子，我包饺子的手艺，起源于贡当，提高于珠峰。

1971年10月中旬，在完成对吉隆区的战备测绘任务和珠峰的拍摄任务后，我随小组返回了拉萨，

暂住在拉萨西郊的哲蚌寺，开始了收测后的一段有趣的寺庙生活。

小组部分人员在吉隆沟的合影

在勘察地形时险些被摔死

运输我们小组的车辆在里龙区一停下来，我们就被眼前的高山峡谷惊呆了，这些山和吉隆县的山有很大的不同，山势起伏绵延，山的比高很大，我们站立的地面应该在海拔2900-3000米左右，但面前的山的比高一般都有1000-2500米左右的高差，这里的山，站在山脚下根本看不到顶，也不知道山顶在哪里，进入我们视野的，全部都是原始森林，还被一团团云雾缠绕，显得十分的神秘。我们拿出老地图与现场地形大体对比了一下，因这些图是多年前绘制出版的，标示的很多地形地貌和我们看见得都合不起来，我们说，这种地图都是凭着感觉画的“神仙图”，要是在战场上，靠这样的地图指挥打仗非吃大亏不可。为了制定可行的工作计划，我们决定先上到里龙区沟口的一个叫I一1的大地控制点上去察看地形，择机开展摄影拍摄。这个大地点在图上标示的海拔高程是5300多米，距里龙区直线距离约2公里，比高约2400多米。根据一般经验，爬这样的山约需要7-8个小时。找们计划爬上山后，如当天不能开展工作，就在山上的工作点住上一夜，第二天完成任务后再下山。第二天凌晨四点多钟，我们草草地吃了点饭就背上仪器设备和行李就上山了。出门时，帐篷外冷风“嗖嗖”的刮着穿着棉衣还觉得很冷，在黑呼呼的夜色里，上山的路根本看不见，我们打着手电筒，用指北针标示了方向，就沿着山脊向山上爬去。山脚下的灌木林很厚，前面的人用砍刀边砍树枝边喊着话，让大家不要掉队，走一会儿就清点一下人数，就这样招呼着爬到天发亮了。清晨时，我们爬到一个山坡上停下脚来休息，小组的好几个人都发现身上的军装都被密密的树枝挂破了，我看了一下手腕上的表，大约出发两个小时爬了200多米高，但抬头一看，上面的路还不知道有多远，在这种原始森林里穿行，如果没有爬出森林区，你根本无法预测大地控制点离我们还有多远，更可怕的结果是，地图上标的有一个大地点，但“神仙图”上的信息出现错误，这样的攀爬就完全是徒劳了。喘过气，我们不敢耽误，又背起东西往山上爬，直到中午1点多钟，我们终于发现，身边的树林越来越稀少，脚下也开始出现白色的积雪，我们分析很快就要到达雪线位置了，也许再爬一阵子，我们就可以看到山头了。这时，全组已爬了近九个小时山，体力消耗已经很大了，我的棉衣里面被汗水全部浸湿了，人一停下来，被山上的雪风一吹，感到一股冰凉。说实话，当时真不想再挪动一步，因为我们从来也没育爬过这样的高山，真正是感到走不动了。

我们当时感觉老地图上标示的大地点的地形可距离和我们实际走的路完全不吻合，图上标的只有一个山头，但爬上来一看，头项上又有一个山头，等爬过这个山头，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山头，好像这个山头就是在变魔术，就没有一个止境，而且越往上爬，山脊就越陡，路也越来越窄，在往前走，山脊就变成只有一个人的宽度了，其中我们碰上了几处悬崖陡坡，好在还可以从旁边绕过去，总算没有挡住我们上山的路，但我们上山的速度也显著地放慢了，一直到下午四点多钟，我们还是没有爬出这片树林区。这时，前面的战士发现，山脊上的路在一处峭壁前一下子就断了，只见这处峭壁大约有5-6米高，峭壁左右全部是高达30多米的悬崖，旁边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绕开了。我们商量，肯定是我们上山的路走错了。这时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寻机强行通过。二是原路撤回宿营地，重新寻找上山的路。我们坐在悬崖下想了半天，大家都不想放弃今天的辛苦，还是想冒险一试。我们想，只要有一个人先上去，再用绳索把仪器设备和人吊上去，就免去了往返上下的懊恼，虽然这样危险一点，也比来回攀爬累得死去活来好的多。大家主意已定，我们决定冒险上山。我是小组副组长，遇到这种情沉，我说我先上，大家就为我做好保护。我背着一个装有地面立体壁上攀爬，摄影仪的方箱子，紧了紧背带，在大家的保护下就第一个往峭壁上爬去。在往上爬时，我根本不敢往山下看，下面是30多米高的接近80度的陡崖，这个悬崖的下部接触到的地面是一堆由松土层堆积的斜坡，再直往几百米高的山脚下伸去。我发现正面峭壁根本不能上，就朝右侧斜着挪动了几步，试图从右侧稍缓一点的石壁爬上去。此时的我，身体己转到了侧面山壁上，我的手当时抓着一根像大姆指粗细的小树枝，全身的重量就是右脚踩着的一块伸出来的石头上，突然，我感觉到脚下的石头松动了一下，我意识到这块石头承受不了我身体和仪器的重量，此时，我下意识地大喊了一声：“不好了！我要掉下去了！”我当时心里很明白，这块石头马上就要垮下去了，我将会连人带仪器坠下山崖，后果不堪设想。就在我身体往下滑坠的一刹那间，说时迟，那时快，站在山崖边的我们小组的藏族战士普布次仁一个箭步冲过来，用脚顶了一下我背上的箱子，顺势把我拉扯到山脊上，我被他的力气拽过来，狠狠地摔倒在山脊狭小的地上，我当时吓得脸色惨白，连话也说不出来，但我心里很明白，普布次仁这个动作如果再迟疑1—2秒，我这条命就彻底“洗白”了。

廖华林组长赶过来，他也吓得楞了半天说不出话来。这事让大家都很后怕，经过慎重的思考，我们放弃了当天的上山计划。在那天晚上的小结会上，我以小组副组长和事故当事人的名义作了检讨：我们刚到达测区在地形不熟悉的情况下就急于上山开展工作，不但消耗了十多个小时的爬山体力后连大地点在哪儿都没看见，还差一点出了严重大事故，问题就出在急于求成上，必须好好吸取教训，经过讨论，我们决定改变工作方法，要在这样的高山密林环境下作业，一是要找当地的老百姓做向导，二是要重视做好安全保护措施，绝不能蛮干乱干。同时，我们根据山上积雪很厚的情况，决定先进里龙沟里去，从沟里向沟外伸展开展作业，把沟口的工作向后推迟一个月左右，这样，山上的积雪可以融化一些，以减少上山的困难。

事实证明，我们这种对工作方案的调整，是完全必要的。不久后，我们听说在我组邻近作业的一个兄弟小组，在攀爬高山峡谷时，配属该组的步兵11师33团特务连的一位战士坠崖不幸牺牲，我们更加感到我们面对的测区真是艰险无比，一定要高度重视安全措施的落实，还要真有一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才能啃得下这块“硬骨头”。几十年后，每当我想到这件事，心里还有几分后怕。

记得我于1971年1月29日进藏前探家时，父母在重庆解放碑红色造反商店（现重庆百货大楼）专门为我买了一块价值420元的瑞士25占摩凡陀自动日历表，让我到西藏工作时佩戴。当时，这种手表是在重庆的商店里能够买到的最好外国品牌和最贵价格的手表了。临行时，我母亲特意叮嘱我说：“你在西藏爬山时，如果手表不小心掉到山下了，你一定不要去捡了，就算了！”说来也巧，那次出事时，我手上就戴着这块手表。我真不敢想，如果真的掉到悬崖下去了，别说是这块手表，就是我的生命都捡不起来了，更难想的是，我身上背着的那台从德国进口的贵重测绘仪器在全军的测绘部队中也就是我们中队才有几台，这种仪器如果“报销”了，当年的战备测绘任务也就“泡汤”了，后果真是不敢设想，如果当时不是普布次仁战友救了我，这一切就都会成为现实，我这一辈子也感谢救了我一命的这位藏族战士。后来，我被调到大队机关工作，下连队时还常常去看看他，一年多后我因家庭变故离开了测绘大队，随后我们失去了联系。后来我一直在寻找他，但只是听说他后来调到西藏曲水县武装部当了部长，但一直没有再联系上他了。

在桑格尔桑坡桥东面雪山上作业

住在里龙沟的艰苦日子

里龙沟的沟口，就座落在林（芝）一一泽（当）公路（现为省道306线）边的里龙区，这条沟向南延伸经过莫洛、桑格尔桑坡、一边通到塔马墩方向，一边通往朗贡方向。莫洛和桑格尔桑坡这两个点都是边防部队的驻扎点，除塔马墩外，分别都有部队值守，整条沟全长约90多公里。塔马墩在往前行几公里，就是中印麦克玛洪线印度的实际控制区了，这条沟除了里龙区、莫洛及附近朗贡村等村庄外，几乎就是一个无人区，沟里有一条骡马走的小道，基本上都是沿着河边走的，路面没有什么修整，基本是马帮和人的脚踩出来的，沿途经过原始森林、陡峭的山坡，还有几个小牧场，有的地段很滑很难走，但就是这样的路，沟内部队的给养和交通全靠这条小路。我们小组的测绘作业就是沿着这条路展开的，来来回回走了很多次。这条路上的风景其实非常美丽，里龙曲的流水清澈透明，哗哗流淌，沿途的原始森林，植物茂盛，松树有的直径要3-4个人才能抱过来，自然倒覆的树干，经过数十年、数百年的风吹雨打，树干上长满青苔、野藤，森林里到处铺满了腐木、树叶混合而成的腐质物，在空气中散发出一种特有的清香。走出森林，在天空晴朗时，可以看见湛蓝的天空中，披着白雪的一座座雪峰闪闪发光，在内地根本就看不到这样原始生态的自然风光。但当在时，我们天天走在这条路上，天天看到这些景色，慢慢也不觉得这里有多么美丽了，这里虽然偏僻荒凉，但绝对是一个神奇美丽的好地方。

刚到里龙区时，我们听说这里的敌社情很复杂，1962年10月，中印两国在边境地区爆发了一次战争，塔马墩紧靠麦克玛洪线，就处于东部战场的地盘里。曾有这样一件真事，这个区的副区长是一位藏族干部，他平时对解放军表现的特别热情，但他不准他夫人与解放军接触，甚至和汉人说说话也不行。区里有人反映，这位副区长还经常在晚上打他夫人，有时还能听见惨叫声，其原因都是他夫人和汉族人说了话。大家很纳闷，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后来，有一队解放军执行任务住在区政府的院子里，深夜站岗的部队哨兵有几次隐约听见了电台发报声，这事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来现场查道，并要求部队注意动向，提高警惕，但这个微弱的电台发报声随之就消失了。几个月后，有部队调防从里龙沟口过往，一个深夜，院子里的电台发报声又响起来了，部队的哨兵在上厕所时偶然发现了这个发报人就是这个副区长。当公安机关去抓他时，他已经不知去向了。后来据说，边防部队当时封锁了通往境外的口，并设了伏，终于把这个企图出境的副区长抓住，经查，他是一个长期潜伏在我国边境地区的境外间谍分子。这件事告诉我们，在这条沟里工作时，一定要提高警惕。有关部门的同志还提醒我们，边境地区有的老百姓是两头送情报，两头收钱得好处，真可谓是“白天是人，晚上是鬼”。我们小组是住在区政府的院子里，自己搭了两项帐篷，我们吸取教训，晚上睡觉时都要放两个哨兵，毕竟这里是边境地区啊！

里龙沟不仅敌社情复杂，而且测区条件极为艰苦，远远超过了1971年我们在吉隆县作业的艰苦程度和困难。一是气候多变，晴天很少，由于地处森林亚热带气候，受高山峡谷气流的影响，我们测区的山头常年被雪雾笼罩着，往往山下出太阳，山上下雨雪，温差很大，山下穿单衣，山上却要穿棉衣，对搞地面立体摄影测量的人来讲，山再高可以爬上去，但山头亮不出来，什么也干不成。测区的山头往往只在清晨8时以前能亮出来一会儿，时间最长也就是一个小时，随即山头就被云雾遮挡住了，为了抓住早上这一会儿的好天气开展工作我们往往是头一天就算好天气上山去等，用测绘兵的话来讲就是到山上去当“山代王”。所以，我们常常要到雪山上去蹲守，有时甚至是爬了一天的山，但第二天山头因天气不好没有亮出来，只能怀着懊恼的心情下山去再择机上山等天气，给我们作业带来很大的困难。二是山的比高很大。我们测区地处喜马拉雅山北面，全部在边境地区的高山峡谷间，从山下到山上的比高有2000多米以上，山谷里是湍急的河流，我们要穿过原始森林区，高山草甸带区，一直要爬到山头或雪线以上山脊的永久积雪区才能开展没有遮挡的摄影作业，上山往往要爬7-8个小时才能到积雪区的山脊或山头上作业，沿途要穿密林，背着几十斤的测绘仪器，还要攀悬崖，一趟下来，人累得像散了架一样。三是作业后勤保障条件差，由于经常要在雪山上过夜，我们大家都不愿意吃压缩干粮，而是喜欢用吃过的铁皮罐头盒装一些饭菜，一桶约可以装2斤饭菜，再装在挎包里背上山，到了山上，我们那一带的雪山上生长有许多的野杜鹃树，杜鹃树生长在树林与积雪带结合的山坡上，耐寒，含油脂，易燃，用一根火柴和几张纸就可以点燃，而且山风还不容易把火吹灭，我们利用杜鹃树的特点，在山上就撇下这种树的树枝生火加热带上山的饭，吃起来觉得很香。山上没有睡觉的地方，我们利用地形，有时睡在山壁底下，如遇到下雪，就找能遮挡雪的山洞，实再没有地方，就爬到树上坐在树杈上呆一晚上。我们测绘队有许多老战士，就是在这种极为艰苦恶劣的工作条件下，因没有热饭吃得了严重的胃病，因为山上潮湿阴冷得了关节炎。在里龙沟里，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有一次，我们上山摄像，在爬山的半途中天气突然变坏，下起了大雪，我们经历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已经爬到了雪山上，很快就要到达工作的指定位置了，我们都不愿意下山，决定在山上呆一晚上，但当天我们上山只穿着身上一件棉衣，带着一件雨衣，山上因为没有避风处，呼呼吹的大风根本点不燃火，也不能烤火取暖。晚上，山上的温度下降到零度以下，积雪已经没到我们的小腿处，我们每一个人就分别找一株杜鹃树或松树，爬到树上去坐在树枝上，就靠一件雨衣在雪山上过了一夜。那一晚上把我们都冻得极为难受，但我们靠毅力终于挺过来了。第二天清晨，雪停了，对面被摄物的山头亮出来了，我们抓紧那个宝贵的时间，完成了基线测量和拍摄任务。还有一次，我们爬到里龙I一1大地控制点作业，在山上等天气时也是遇上了下大雪，我们和民工找了一个绝壁边，在那里稍微能挡住迎面吹来的雪风，配属我们的民工烧了一团篝火，我们围坐在火边取暖，我们用森林中一种叫杜鹃树的植物，来烧火，这种树身上含油脂，我们从山上砍下来丢到篝火里，火苗烧的吁呼的响。晚上吃饭时，民工看我们带上山的饭很少，就把随身带的干肉切一些下来，放在火上烤一下，再用藏刀切成大拇指大小的肉分给大家吃。民工把肉递到我跟前，也切给我了一块，我看这块肉还是红的，没有烤熟，还是生的，但肚子饿了，放进嘴里吃什么都是香的，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尝了生肉的滋味。入夜，山上的风越刮越大，雪也越下越大，气温也越来越低，我们就把火烧大，围着火坐着，这时的感觉是前胸和脸很烫很热，背后被寒风吹着，又感到很冷很冷。半夜，我突然被疼醒了，原来，人犯困打盹睡着后，左脚不小心伸到篝火堆里去了，大火把我脚上穿的解放胶鞋前面烧穿了，前脚趾上还烫起了一个大血泡。第二天早晨，我在雪山上穿着这双烂鞋子直到完成任务，但由于脚趾头一直浸在冰冷的积雪里，后来脚趾发了炎，又红又肿，我是柱着棍子下山的。这种情况对我们来说已是家常便饭，我们的衣服经常被雨雪淋得透湿，一双解放胶鞋一个月就可以磨烂，饿了啃一点军用压缩干粮，渴了就在雪山上捧起积雪吃，在河谷里就喝河里的水，在这种极为艰苦的工作环境中，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们小组有一个从四川郫县入伍的干部子弟薛志敏，有一天在雪山上作业时手冻僵了，他大哭起来，他说实在受不了这种生活，这个兵不想当了。我劝他说：“我们比红军强啊，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这和我们测绘兵一样，但他们后面还有敌人要打红军，我们没有，我们比红军好多了！”后来，这件事被中队杨指导员知道了，他到小组表扬我说：“同为干部子弟，有这种吃苦精神，好样的！”其实，当时我还仅仅是一个不满十八岁的青年，这种吃苦精神，完全源自于想到父辈们的榜样，是他们那种精神，成为我在西藏高原爬冰卧雪的精神力量。

我们小组从里龙区往沟里走20多公里就是莫洛，在这个村子里有我们边防部队的一个点，莫洛这里的地形比较开阔、平坦，是一个交通枢纽，一条路是向南通往桑格尔桑坡，另一条路向西，通往邦莫咀再分别可到朗格拉山口和孜贡拉山口。莫洛的地理位置很重要，我们在莫洛一带作业时就住在边防点里，碰上过好几次附近山上有人打信号弹的情况，为此，连队还紧急出动过好几次，但到周边村庄查找，都没有发现重大情况。我们小组图幅中有两个大地控制点都在英洛附近，分别是里邦I一2和尼玛邦嘎，但这些大地点都建在海拔6000米左右的雪山上，我们在连队操场上用望远镜能清楚看见这两个大地点的位置，其中，里邦I一2是建在一座拔海5800多米的大雪山上，大地控制点的海拔高程是4622米，这座山是整个测区海拔高度和比高高度最大的雪山。我们和兄弟小组在莫洛进行的短暂的工作会合，经过全力合作，终于拿下了莫洛附近的这些山头，几十年后，我在清理资料时，意外发现了我和战友王长青同志（照片坐地记录者）当年在里邦I一2大地点进行观测工作时的实照。

那年4月间，里龙沟里碰上连绵的阴雨，我们的外业工作不得不暂时停下来，我们小组当时正在号称“天下第一坡”的桑格尔桑坡，这个边防点是里龙沟里离中印麦克玛洪线印度实际控制区最近的一个边防点。桑格尔桑坡传说文成公主进藏路过此地，遇到一伙强盗，强盗们抢劫了财物后走到这座山坡时，突然刮起来一阵狂风，掀起漫天沙土石块很快就将他们埋入地下，当地百姓因而称之为“脾气古怪的山坡”。其实，据考证，文成公主进藏根本没有经过这里，仅仅是一个没有史实根据的传说而己，但桑格尔桑坡地质气候条件复杂，多风、多雨雪、多泥石流，倒是不争之实。人们把对大自然的敬畏通过编一个美丽的传说表达出来，把美好的愿望寄托在他们尊敬热爱的文成公主身上，也是可以理解的。据介绍，这个边防点原来是驻在再往东南方向约5-6公里远的塔马墩，据说因规避山上常出现的泥石流，边防点就从塔马墩后撤到这里。桑格尔桑坡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部队住的营房都是用木板搭建的，只有一排木板房，这里没有通水、电，部队的生活用电是用汽油发点机在晚上发电解决照明的，吃水就是到营房下边担里龙曲的河水，不过，这些来自喜马拉雅山的雪水很干净环保，生喝也不用担心闹肚子疼。这里的营房紧靠高山密林，两边的山很窄，终年也难见太阳，阴暗潮湿。部队的给养全部靠马帮从里龙区的小道驮进来。桑格尔桑坡这个点是中印麦克玛洪线印度实际控制区朗贡方向进入中国实际控制区的必经之路，当年，30多个战士在这里和外界的联系就是靠收音机，一个月次能看到一次报纸。我们小组到达后，边防点的战士们在河对岸一块空地上为我们平出一小块地，我们的帐篷和边防点的木板房隔河相望。他们看到从拉萨来的战友们，增添了山里的入气，他们显得非常热情和高兴。

在等天气的那段日子里，我们不能上山作业，就先到塔马墩边防点的旧址去查看，战士们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带领着我们一同前往。那天，我们都携带着武器，还带着设备和照相机前往塔马墩，经过3个多小时的行军，塔马墩的营房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很兴奋，但护测的战士们告诉我们，塔马墩已长期没有住人，印军的巡逻人员有时也会到这个点上去，有时甚至可能有叛匪人员在这里短期的居住，这里实际上是一个无人管理的设施，进去时一定要提高警惕，防止有意外情况。于是，我们在离塔马墩还有百把米远的地方停下来，分成几个战斗小组，全部子弹上膛，用战斗小组的队形，手指不离扳机，亦步亦趋，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塔马墩。我们搜察了一圈，确认买有情况，我们才开始拍照和进行兵要地志调查工作。我们看到，塔马墩边防点虽然已后撤到桑格尔桑坡多年了，但由于没有道路，这个边防点的许多设施设备当时都无法搬走，像厨房的锅灶、宿舍的铁架子床、甚至烤火用的一块块柴火、喂马的一包包饲料，我们问战士们这些东西以后怎样处置，战士们风趣的说：“这里要常过来巡逻，碰到天气不好，这里还可以烤火做饭呀！”从塔马墩再往前走几公里就是中印麦克玛洪线印度实际控制区了，我们从里龙区走到这里，就无法再往前行了。

桑格尔桑坡边防点的文化生活非常单调，平时就是能听听收音机的新闻节目，能几个月看一场电影就是非常奢侈的文化享受了。我记得在那里等天气时，恰逢营部给边防点送来一部16毫米的《英雄儿女》故事片，因连续下雨，电影片无法回传，就暂留在边防点，于是，边防点上的战士们每天晚上就在食堂里放映这部片子，观看电影的观众除了边防点的二三十人以外，其余的就是我们全组的同志了，就这样，这部电影一连放映了一个多星期，我们小组的同志没有上山，就天天到边防点去看这部片子，我一点也不感到厌倦，反而越看越爱看。说实话，这部根据著名作家巴金《团圆》小说改编，由长春电影制片厂田方、刘尚娴主演的电影，我参军前就看过很多次，电影情节深情感人，但能在西藏边防这样反复观看，我觉得还真是一种精神上很大的享受，看多了，这部电影的许多台词我至今都都能背诵下来。

我们小组的炊事员叫李进宝，甘肃静宁县人，和我同期入伍，年龄长我十岁，小组考虑到他文化低，年龄大，就让他做炊事员工作。桑格尔桑坡没有新鲜蔬菜，我们顿顿都是吃的都是从里龙区拉进来的土豆，品种有土豆片炒猪肉罐头、土豆丝炒猪肉罐头、土豆片煮汤放猪肉罐油油。我们吃的水都是里龙曲的河水，边防点的做饭条件比我们好一些，做饭在室内，不用淋雨，还有馒头吃，他们有时给我们送来一些馒头，但我们还是嚷着要自己做，李进宝好在是北方人，参军前已组建了家庭，做饭还能对付着吃。我到野外工作，深山密林里穿行是家常便饭，衣服脏的快，挂烂的也多，因我年纪小，缝缝补补一点不会，每当衣服脏了烂了，李进宝就帮我收拾好，记得有一次，我的裤子屁股上磨烂了，第二天还要外出，我想凑合着穿一下，就睡觉了。一觉醒来，我发现李进宝正坐在我的脚边，借着蜡烛光正帮我缝着裤子，我的心里当时感到热呼呼的。虽然那段时间的生活非常艰苦，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一种难得的人生经历。

在桑格尔桑坡桥东面雪山上作业

堆米村错失了发财机会

堆米村是测区位于雅鲁藏布江以北的一个小村庄，按照工作计划，我们要从这里爬上一座海拔5033.4米的约多大地点上去设立一条摄影基线，完成对测区当面的摄影。1972年5月底，我们小组从里龙区出发，到渡口乘坐羊皮筏子渡过了江，到江对岸的堆米村住了下来。我们小组有一个配属民工叫顿珠，他的家就是堆米村的人，他热情地把我们请到他家做客，还拿出了一桶自己酿的青稞酒招待我们。顿珠家酿的青稞酒喝起来很清淡，就像内地人吃的醒糟水，我在测区呆了3个多月了，这种带有甜味的青稞酒喝起来感到很爽口，除了端着大碗一连喝了3大碗，还觉得不解馋，又用军用水壶灌了一壶，准备第二天带上山去喝。

几个月来，顿珠和我们相出久了，产生了感情，他试探地问我们小组一位叫薛志敏的战士是否有家室，这个战士是四川郫县人，干部子弟，长得细皮嫩肉，个子高高的，虽是一对单眼皮，但模样很招人喜欢。顿珠的意思是，他有一个女儿，想给她找一个汉人嫁了。顿珠说，谁和他的女儿结婚，他就会送给他一大群牛羊和一大片土地。原来，顿珠是当地的一个小头人，很有财产的。薛志敏和顿珠开起了玩笑，顿珠信以为真。赶紧把女儿叫出来让大家看看。这位女孩子被高原紫外线晒得黝黑的脸蛋两边有两片红云，大大的眼睛，瓜子脸，苗条高挑的身材，真是一位活脱脱的藏族美女。顿珠说，如果愿意，他可以在收测后就举办婚礼，还要为女儿盖上一幢新房子相送。我们看到这个玩笑开大了，就告诉顿珠这是一个玩笑，因为部队有纪律，更何况我们是在执行任务，顿珠似乎明白了，就又劝大家喝起青稞酒来。第二天早上，我们带上仪器装备，向这座高山牧场爬去。经过八个小时的爬山，在下午四点多钟到达了指定的位置。这时天气一下转坏，天空下起了大雨，山头被浓雾包裹住，什么也看不出去了。我们早有在山上过夜的准备，于是，搭好帐篷，就在山上宿营了。

这场雨一直下了三天，一刻也没有停下来，我们就躲在帐篷里睡觉、看书，听收音机，实再无趣了，就唱上一首歌曲，山上光秃秃的，没有一颗树，我们不能做饭，就吃压缩饼干，我们山上度过了最无聊得三天。第四天清晨，天还没亮，我钻到帐篷外解手，看到雨己停了，山头的雾已经退去了，天空中的星星露了出来，周围的山头、山脚下的堆米村、雅鲁藏布江都露出了影子，天上还有很多星星，这些特征都预示着天亮后会是一个好天气，我们高山摄影就是需要这样的天气。我没有睡意了，跑到离帐篷十多米远的一个草坪上解大便。蹲下去的那个地方因下雨很湿，我挪了一个干一点的地方，无意中，发现在我的身旁有几株像虫草一样的草，是一颗土灰色的独苗，我漫不经心地把它从地上拔出来，这时，我发现，手上的这颗草简直就不是一颗普通的草，而是一颗虫草。我当时不敢相信，在雅鲁藏布江畔的这片高山牧场的草地上还会碰到珍稀贵重的虫草。此前，我们小组在里龙沟作业，听老百姓讲，这一带测区的山里零星分布有三七、灵芝、还有虫草等，但我们在雅鲁藏布江南的原始森林里什么也没有发现。后来，小组转移测区先后又到了仲莎沟、玉松沟，沟里有大片的森林和沼泽地，我原来想，这里可能是生长三七和天麻的好地方，但一直到作业结束，我在这几条沟里仍然是什么也没有发现，原以为这一次外业作业是空手而归了，没想到就在眼前，不经意却发现了虫草这种名贵药材，真令我十分惊喜，心想：天亮后或许会碰到更多的这种的虫草。

天亮了，组长叫醒了大家，为了抢好天气工作，我们背着仪器就出了帐篷，向山头走去。当我们出了帐篷走了不远，大家都被眼前的现象惊呆了，只见我们帐篷周围的山坡上，到处都生长着虫草的苗，嵌在草甸带的草中，稍微细细一看，一片一片的。我们都停下了脚步，顺手挖了起来。其实，这种虫草苗是很好挖的，山坡上的土质比较松软，只要用拇指和食指捏住草苗，轻轻往上一提，虫草就挖出来了，一颗颗虫草，一会儿就挖了好多根，我们的帐篷离山头摄像点大约有300-400米远，要到达指定的位置估计最多也就是半个小时的时间，但这一路上，我们一边走，一边挖虫草，组长着急的喊到：“大家抓紧上山，不要耽误了天气！”我们也不好一个劲埋头挖虫草，就加快了步子，但碰到虫草还是舍不得放弃了。就这样，我的口袋里装满了虫草，又用手帕来包。一路上，足足挖了有3-4两新鲜虫草。我事后想，要是一上山就发现了虫草，把那几天最无聊得时间利用起来，说不定这片高山草甸带的虫草我们小组每人都可以挖上一麻袋，如果是这样，我们就都发财了，由于要上山工作，我们不能在山坡上因挖虫草费时太长影响工作，只好放弃了眼前的成片的虫草，赶到山上抢天气去了。工作完后，已是下午5点半钟了，我们匆匆收拾行装就下山了。

我在当年的工作笔记上是这样记录这一次工作的有关情况的：“4AB33基线摄影方向向南，采用辅助端点法，AB两站大约相隔1100公尺，a角=89。17' 11”，AB站之高差±3。34 7。在B站上辅（助）基（线）摆设大约47公尺左右，采用引点B33。”

“4AB33主要是向江南的山头、沟底大面积纵深摄影，B站BR偏至三组的图幅，A站AL偏至田兴沟里面的雪山，4AB33属重要基线之一。”

“本基线设在约多大地点下，大约要爬8个小时左右。”

后来，我把这次在山上意外挖到的虫草带回家送给了父亲，母亲问我这些贵重药材是在哪里买的，我把情况告诉了母亲。我得意的说：“这些都是在测区的草场上意外发现的，如果早一点发现，就不是用两来计量了，而是用公斤，甚至可能是麻袋来计量了。”至今，我对这个地方还有深刻的印象，过去曾想过如果有机会再去看一看，如果当地的藏族老百姓还不知道利用这种药材，那我只要去呆上几天，就能用麻袋来装虫草了。这种经历真是太神奇了，比起当年我们和藏族老百姓开玩笑谈婚论嫁得到牛马土地来还要赚得到更多的钱啊！

欢送中国科学院兰州所教员合影 摄于新繁镇公园

收测了

1972年6月初，我们在堆米生产队东北面的布喀木大地控制点上（海拔高程4539.5米），完成了对江南地貌地物的最后一次摄像后，我们小组的外业测绘任务就全部结束了。这一年的战备测绘外业作业，我们在里龙沟作业整整一百天，据工作笔记记录，当年在测区共布设摄影基线34条，完成图幅面积约1600多平方公里。在艰苦恶劣的自然环境下，我们小组每一个人都经受了严酷的考验。2月底出测前，我曾向中队党支部庄严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希望党组织在艰苦环境中对我进行考察，在外业作业期间，中队杨智富指导员曾到我们组检查工作，鼓励我用实际行动接受党组织的考验。收测这一天，我在想，我们用完成任务的实际行动向党支部交了一份考卷了。

小组奉命到甲格（地名）集中，由于没有汽车来接运，我们要从里龙区步行30多公里才能到达。那一天，我们顶着火热的太阳，赶着驮着行李物资的马匹走在公路上，出测以来，大家几个月都没有洗过澡，个个身上都有一股难闻的体臭味，外业生活的摸爬滚打，军装已经破烂不堪，连红色的领章也变成了乌红发黑的颜色，在领子两边己看不出来了，特别是补在我的裤子屁股上的那块大补丁已经脱线了，那张烂布掉在屁股上，随着走路的节奏被风吹得前后晃动着，大家开玩笑地说：“你的屁股上真像有一面旗帜在飘扬！”沿途有几辆车从我们身边经过，我们招手想搭几个人，少走一段路，但车子可能没看清我们这些人到底是什么身份，一辆也没有停下来。等我们走到甲格，进入步兵33团的营区大门，我们一眼就在团部的宣传栏上看到了上一年我们小组随《解放军画报》社记者到珠峰拍摄的专题照片，那一张张彩色照片记载了测绘兵在西藏高原的光荣岁月和精神风貌。33团的许多战士们都围上来向我们表示祝贺，那天我的心里充满了骄傲，当时别提有多高兴了，3个多月的辛苦和疲劳在我的心底里一下荡然无存了。

事后我才知道，我们小组在珠峰拍摄的照片，分别刊发在1972年3月号和5月号的《解放军画报》相《人民画报》后，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在并不知道我们配属记者拍照这件事情的情况下，母亲从家里订阅的《解放军画报》上一眼就看出了我的形象，并用钢笔写下我的名字给父亲看。一直等到我1973年回家探亲时，母亲拿出画报问我，才从我这里得到了证实。我当时想：真是知子莫如母啊！

不幸的是，我们后来听说，曾在珠峰为我们拍摄的杨明辉记者，于1972年再次从成都赴西藏执行采访任务时，在川藏线上车辆不幸失控，所乘吉普车坠入了深谷的大渡河里，后来连遗体都没有找到，我们为他的不幸遇难深感心情悲痛。

回到拉萨后，经过短期休整，我们测绘大队进藏部队奉命撤回内地，中队党支部决定安排我和几位老同志乘坐卡车押运物资到西宁，其余同志都分乘几辆大面包车到西宁。我清楚，押车走就是吃住都在卡车上，两千多公里的青藏公路，当时起码要跑一个多星期，会有许多的困难，中队领导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服从组织安排！”杨指导员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希望你接受组织的考验！”我明白组织对我这种工作安排的意图，把我放在最艰苦的测区，又让我承担最苦的工作，这对我一个积极要求入党的青年来讲，就是党组织对我的考验。1972年8月31日，我被所在中队党支部委员会研究同意吸收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的入党介绍人分别是我1971年和1972年所在小组的组长张安国和廖华林。我1972年所在的第四测绘小组也被部队党委批准荣记了集体三等功一次。

吉隆边防六团团部远眺

爬山先爬文化山

高原测绘兵，也可以说就是爬山的技术兵，走进测绘队，听老战士讲的最多的就是关于山的生活。我们中队原来是搞平板仪测绘的，根据任务要求，要转变从事地面立体摄影测量的作业，这是我军测绘部队中当时唯一的一支从事地面立体摄影测量的中队。

地面立体摄影测量就是把一种专用的摄影机安置在地面固定的测站上向测区目地物摄影立体像对，然后在室内利用立体测量仪器进行测量和等高线勾绘，由于摄像机所在的站点位置可以用普通测量方法测定，还可以人工把摄像机的光轴安置成理想位置，所以这种方式取得的照片，和人们在地面上的观察习惯是一致的，比较容易判读，同时，它比航空摄影更易于组织、更经济灵活，在陡峭的山区和不易抵达的比高大的雪山高峰施行比例尺大于1：25000的军用地形图测绘，既很方便，精度也能保证。可以说，航测和平板仪测量的某些不足之处恰为其特长。据说，我们中队就是为了完成西藏边境东部地区的地图空白，专门到西藏的高山峡谷从事平板仪中队无法施测的地区所成立的。

我们参军那年接触这种摄影时，据说，这门技术起源于苏联，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被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引入到找国，并采用这种技术方法率先绘制出了珠穆朗玛峰地区的精密地形图。我们中队的任务是：经过短培训，初步掌握地面立体摄影测量技术并形成作业能力，承担起西藏边境地区高山峡谷、冰川雪山的测量任务。

面对这门当时刚引进的测绘技术，我们中队干部战士中除了指导员李井泉和副中队长陈太昌分别是解放军测绘学院毕业的大学本科和专科生，其它人基本上全部是初中及以下的文化程度。我入伍时刚迈进中学，“复课闹革命”的年代几乎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学毕业的文化水平。对能否学到这门技术，我心存畏难情绪，没有底气。为了学习掌握这门技术，部队除了安排有实践经验干部担任教学工作，还联系中国科学院兰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派了3个专职教员到我们中队教学。

我还清楚记得第一门课的课堂是在灌县（现四川都江堰市）都江堰的飞沙堰安澜桥旁。

1970年3月19日，新兵营营长曹恩福给我们上了第一堂业务训练课。我们全中队人员都坐在河滩上，曹营长指着对面二王庙背后的山梁，讲解了地形的基本知识，如分水线、河水线、山头、鞍部、山脚、山谷、山坡、山峰、悬崖、绝壁等一系列的基本概念。林成宪教员给我们讲了地图上如省界、国界、铁路、公路、独立树、烟囱、凉亭、居民地等地形、地物、地貌的符号。

如果说，我们对地形地貌地物及地图符号的对比理解和记忆，但学习从1970年12月进入到对地面立体摄影测量的理论知识学习阶段，我们感到了面前横亘着一座大山，拦住了我们的路。

地面立体摄影测量理论涉及最多的是三角函数中正切余切、正弦余弦的知识，座标计算中涉及到正负数、对数表的查取及误差修正、手摇计算器的操作及计算尺的使用，对于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我来说，这些知识完全是空白点，来自中科院冰川所的王一谋教员是武汉测绘学院“文革”前毕业的本科生，他给我们讲的第一堂理论课是象限理论及正负数计算，其中讲到，当座标值处于第II象限时，X为正，Y为负，当座标值处于第III象限时，X、Y都为负时，在计算时就要运用正负数，由于我没有学过初中的数学，对正负数一点不懂，王教员讲的计算就～点不会，第一次上课什么也听不懂，我当时心里很着急。课堂上，王教员要求我把这一部分知识好好补习一下，但补习又找不到老师，也找不到书籍，我就找到我们中队的一位68年的老兵，他是高中生，文化基础好，我从他那里，整理了几句正负数的计算口诀，我还记得的几句是“当两数不同时为正或负时，加负等于减正，减正等于加负……”我脑子反映慢，就反复背诵这些口诀，对正负数的概念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来消化，再找来一些练习题，经过反复理解和计算，终于把正负数计算这一关闯过去了。我也是用同样的办法，比别人多花更多的时间，来弥补自己文化基础差的缺陷，在老同志的帮助下，逐步学会掌握了对数表、计算尺和“飞鱼牌”手摇计算机的使用。

基础理论的学习，涉及到文化基础底子打得是否牢固，我们在学习中，更多的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执行任务的艰苦功作的环境中。1971年，我们小组在吉隆县测区执行战备测绘任务，中科院冰川所的陈建明教员跟随我们在吉隆沟一带执行任务的两个组，一边结合业务实践深入开展学习，一边指导我组业务工作的开展。我记得陈教员当时已快40岁了，他除了白天和我们一起爬山作业外，晚上还抽出时间给我们讲操作理论。地面立体摄影测量确定地面的位置，相当于在基线两端作前方交会的情况，基线的长短与确定的地面点点位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基线的长度和位置是野外作业的主要问题。我们在学习理论时，记得有一个测区基线条数布置的估算公式：

（河谷长度×河谷宽度）÷图幅内平均最大摄影竖距=河谷长度÷测区基线的概略平均长度

从理论上讲，基线长比基线短精度高，根据计算，4倍基线长以内不能绘图，20倍基线长度以外不能绘图，在1：50000的地形图上，基线长度从125--1125米时，最近绘图距离约2.5公里，最远绘图距离约22公里，按经验，基线在400米左右时效果最好。但陈教员在具体工作时，反复要求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对基线的布设和长度，不要简单套用公式来制定我们的工作计划。在实际操作时，陈教员在摄影站点的选择上一丝不苟。有一次，我们上山后A站布置站点后，他让我们把B站点的脚架拿到对面山上布设，架好后经实测，垂直角高于10度，他打手势要我们把点位往下移动，重新布设，我们就扛起脚架往山下走，直到达到要求才让重新架设B站点的脚架。他说：我让你们走了一些冤枉路，爬了一些冤枉山，但可以保证两点的镜位差，可以保证作业的精度，这样，内业画图时就不会出现一些困难。陈教员就是用类似这样的工作实例来给我们讲解摄影站点选择的要求。我们测区内，已有的大地控制点少，怎样保证作业点的交会精度，中科院的教员带领我们上山，教给我们经纬仪作业的要领，特别是怎样用解析平面控制办法，用后方交会或侧方交会办法，把座标传导到其它摄影站点和测定检查点，讲解摄影作业时的天气、时间、成像及操作要求，手把手教我们在工作实践中掌握地面摄影测量的技术要领。

我们学习地面立体摄影测量技术，要求不仅从外业拍摄、基线架设、暗室干板洗印及保管处理，还涉及到内业加密、制图等，这是一套完整的技术，在中国科学院冰川所，这些专业都是分由不同的专业技术人员掌握的，但我们部队的技术人员，由于人手有限，要求我们能全面学习掌握，必须要下很大的功夫。从1973年8月到1974年底，我又在西藏外业工作的基础上，在教员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内业绘图技术。由于我的文化程度很低，我要求自己先不求自制图理论上能全部弄懂，起码在实际操作上能基本过关，并能把工作应付走。制图的基本功是能用肉眼分开看像对的照片并能看出立体效果，我开始看不出这种效果，就反复训练，平时一有空就拿着像对照片，左眼看左手，右眼看右手，终于达到了看立体的效果。随着内业工作的展开，在中科院教员的指导下，我们从学习安装1318立体绘图仪开始，初步掌握了制图仪器的使用性能。我的字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好好练过，字写得很差，为了适应制图工作的需要，领导要求我们制图人员要能写一手好字，教员要求我们利用业余时间练习写字。教员王一谋钢笔字写得端庄清秀，毛笔字写得隶书也很有功力，他教我们写仿宋体，还叫我们写隶书，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在学习训练之余就跟着王教员学，一有空就练习。我现在写的仿宋体和隶书体都是那个时候跟老师学的，我体会到，字真是练与不练大不一样，年轻时打下的功底，一辈子也走不了形。

我们内业作业是处理我们中队1972年度的外业成果，在工作中，陈建明教员教我们处理内外方位元素误差，图幅中死角地带地形的处理等较高难度的技术问题，到1973年底中科院教员完成教学任务撤走时，我们中队已经基本能够独立完成地面立体摄影测量的内外业工作。我们学习地摄技术，要求不仅从拍摄、基线选择与架设、暗室干板洗印及保管等外业技术，还涉及到内业仪器安装条试、操作使用等内业技术，这是一套完整的技术知识，作为一个能掌握全套技木的人来讲，在中科院冰川所都是工作多年的高级工程师，连大学本科毕业生也只能打打帮手，但我们要在较短的时间里掌握全套技术，非要下很大的功夫。从1971年初到1974年底这几年的时间里，我都在西藏和内地工作实践中学习和掌握着这门技术，由于文化程度有限，我要求自己先不求从理论上能全部弄懂，起码在实际操作上能基本过关，并能把工作应付走。从1971年2月我随部队入藏测绘后，在干中学习，用2年的时间基本全面掌握了地面立体摄影测量外业的全部工作内容和要求，并升任了作业组的副组长。从1973年到1974年，随着内业工作的展开，在中科院老师的帮助下，经过两年的工作实践，我们逐步把书面知识转化为工作的经验，1974年我已经开始独立开展工作，并被提升为地面立体摄影测量技术员，我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土包子”变成了一个能拍摄和在专业仪器上绘制军用地形图的技术人员，为消灭西藏边防地图空白区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82年11月29日，我原所在的成都军区第一测绘大队被中央军委命名为“丈量世界屋脊的英雄测绘大队”。命令说：“该大队自组建以来，大队官兵始终遵循着“走到、问清、测准、绘实”的八字方针，出色地完成了珠峰测量、边界勘界、导弹及卫星发射、青藏高原新一代数字化地图等测绘保障任务，研制的20多项科技成果在全军获奖。为国防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在这个大队的光荣战斗历史上有24位战友光荣牺牲，79位战友因公致残，其中，仅我知道的就有：八中队副组长普布同志1975年为配合中国科考队对珠穆朗玛峰的重力高程测量，在严寒情况下，为取得准确观测数据，摘下手套工作，被严重冻伤截掉右手手指；7中队北京籍战士门震旺同志1975年7月14日14时在阿里地区扎达沙让地区执行任务时失踪；来自北京市的9中队6组战士胡成德同志在阿里地区作业突遇雪崩光荣牺牲，还有2名战士冻伤；还有一位配属我们5中队三组测绘的步兵第1 1师33团特务连战士在攀爬高山时被摔下山牺牲；配属10中队护测的新疆军区某部两位战士，在边境地区插旗误入我国民兵设立的伏击圈被误击光荣牺牲；我本人也在1972年2月在米林县里龙沟攀登雪山时差一点“光荣”了。我在中国——尼泊尔边境线吉隆段、中印麦克玛洪线东线朗县——米林段留下了工作的足迹，亲手测绘了吉隆县、朗县、米林县里龙区、南伊沟等区域的1:50000的军用地形图约3000多平方公里。

当年我在测绘大队搞文学创作时曾写过一首名为《测绘兵之歌》的诗，这首诗的开头有这样几句：“奔腾的河川千条万道，起伏的山峦连绵不断，测绘兵为祖国奔走四方，红色的脚印撒遍山川......”

是的，在西藏边防两个年头的测绘经历始终强烈的震撼着我的心扉，这种震撼，不仅来自于自然环境的廻异与艰难，更来自于我和我的战友们对祖国事业的无比忠诚。这种忠诚不同于藏族老百姓通过“长磕头”的方式，不同于他们通过那些挂在树上、江畔、山脊、房顶的五颜六色随风飘动的经幡所表现的对佛的虔诚，而我们始终是放在心中的保卫祖国边防安全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是刻印在我们脑海中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气概，那是一种发自心底的精神力量，足以激励着年轻的我们年复一年的去爬冰卧雪，去风餐露宿，去战胜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去经历苦与乐、生与死的考验，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也在所不惜。这种精神，对于常人是无法用金钱和物质利益来购买的，即使是佛祖也会为之动容的。有人说，我们要去执行任务的测区都是“生命的危险区”，但即使是这样，我们这些十几二十岁的年轻战士还是要在那里渲染着生命的顽强，面对与外界重重阻隔的漫漫雪山群峰，置身在“一天度四季，全年备冬装”、空气稀薄，太阳辐射强烈的极其艰苦的自然环境中，每天工作的艰难无疑都是悬在我们头上的一把利剑，但越是工作艰难，越会凝聚起我们心中的坚强，越会使我们对完成任务产生异乎寻常的渴求，越会对祖国的利益产生格外的忠诚，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我和测绘大队许多上个世纪60—70年代入伍的战友们一起，用自己的汗水和青春，为填补祖国西藏边防第一代地图空白区，为保卫和建设西藏边疆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成为我的人生中最为宝贵和值得回忆的一段经历。

在桑格尔桑坡桥东面雪山上作业

陈 永 中共党员，1954年7月出生，1969年12月入伍，1971年——1972年在西藏边防执行战备测绘任务，原总参兵种部重庆军代处政治部科长，1993年转业地方，现为重庆市政府外事办公室退休干部。

作者：陈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