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有《三国志裴松之注本》白话文,史书三国志要看哪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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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三国志·关羽传》求翻译！建安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奔袁绍。曹公擒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绍遣
• 2、那里有《三国志裴松之注本》白话文
• 3、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出自《三国志？》翻译？
• 4、裴松之的为《三国志》补注
• 5、三国志中记载关羽斩颜良用了十九字，具体内容是什么？
• 6、关羽向曹操请赏秦宜禄的美妻，曹操据为己有，真有这回事吗？

《三国志·关羽传》求翻译！建安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奔袁绍。曹公擒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绍遣

翻译：建安五年，曹操东征，刘备投奔袁绍。曹操活捉关羽而回，任命关羽为偏将军，待他非常客气。袁绍派遣...
出自《三国志·蜀书·关羽传》。
原文：（节选 ）
建安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奔袁绍。曹公擒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绍遣大将军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曹公使张辽及羽为先锋击之。
译文：
建安五年，曹操东征，刘备投奔袁绍。曹操活捉关羽而回，任命关羽为偏将军，待他非常客气。袁绍派遣大将军颜良到白马进攻东郡太守刘延，曹操让张辽和关羽作先锋迎击颜良。

《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是传记体史书《三国志》作者陈寿为汉寿亭侯关羽（160或162－220）所立的传。
关羽（160或162－220）本字长生，后改云长，河东解（山西运城）人。东汉名将，刘备起兵时，关羽跟随刘备，忠心不二，深受刘备信任。刘备、诸葛亮等入蜀，关羽镇守荆州，刘备夺取汉中后，关羽乘势北伐曹魏，曾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吓得曹操差点迁都躲避，但是东吴偷袭荆州，关羽兵败身亡。关羽去世后，逐渐被神化，被民间尊为“关公”；历代朝廷多有褒封，清代奉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崇为“武圣”，与“文圣” 孔子齐名。《三国演义》尊其为“五虎上将”之首，毛宗岗称其为“《演义》三绝”之“义绝”。
《三国志》作者陈寿评曰：“ 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 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

那里有《三国志裴松之注本》白话文

　　《三国志》裴松之注本
　　东晋时历仕零陵内史、国子博士等。入宋后任中书侍郎。宋文帝以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命他为之作补注。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三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所以裴注不仅解释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于补充原书记载的遗漏和纠正错误。同一事几家记述不同的，他都收录进来，以备参考。对于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评论；对于陈寿议论的不当，裴注也加以批评。裴注搜罗广博，引书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为了注释《三国志》，他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原始材料达一百五十多种，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约超过原文的三倍。据沈家本统计，注中引书“经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由此许多《三国志》中失载的历史事实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运用传统注释方法的地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侯康说：“至于笺注名物，训释文义，裴注间而有之而不详，盖非其宗旨所存。” 杨翼骧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将这部分裴注归纳为字音、文义、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类。他认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广事实，而这一类的批注不过是附带的工作”。他注《三国志》的重点是补阙和纠谬。正如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所说：“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忘；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裴注的最大特点，就是广采博引，极大地丰富了原书的内容。特别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经亡佚，幸而保留在裴注中，因而史料价值就非常珍贵。读《三国志》时，一定要把裴松之的注文当作正文来读。 裴注为史书注释开辟了新的广阔道路。
　　针对当时史书“疏略寡要”、“时有脱漏”的问题，裴氏将补阙列为第一项，主要补记重要事件与人物。如曹操推行屯田一事，陈寿仅在《武帝纪》和《任峻传》中用50几个字略作记载，仅仅说明了“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而曹操在这一重大决策上有何认识与领导，推行中有何艰辛，推行后有何成效，陈寿则未作评叙。裴注以180字的篇幅阐明了以上问题，将屯田一事作为曹魏定国的重大国策看待，在掌握史事要领这一层面上，裴氏显然高一筹。又如诸葛亮七擒孟获一事，反映了蜀汉以“攻心为上”的和戎政策，又是进行北伐前安定后方的重要措施，陈寿一笔带过，而斐氏补充200多字，其识见亦在陈寿之上。王弼开魏晋玄学之先声，陈寿仅以23字记之。裴氏引何邵《王弼传》补其生平与学说，引孙盛《魏氏春秋》反映时人的评断，引《博物志》介绍家世，为我国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据。马钧其人其事，在《方技传》中了无涉及。裴氏以1200多字补充其生平与重大发明创造，有关指南车、翻车、连弩、发石车以及织绫机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的科技生产水平，填补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与重大事件与人物有关的重要文献亦是补阙的内容，如曹操的《明志令》、《举贤无拘品行令》、曹丕的《与吴质书》，李密的《陈情表》等，亦由裴注得以传世。
　　所谓备异与惩妄，是针对同说一事，而各书记载却“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之情况而言的。“并皆抄内、以备异闻”为备异，依本志或引证它书做“随违矫正”工作，为惩妄。二者往往难以截然分开。如刘备三顾茅一事，《诸葛亮传》所记情节已人所共知，但魏人鱼豢《魏略》和西晋司马彪《九州春秋》所记则不同，认为是诸葛亮先拜访刘备。裴氏将两书记载均抄录于注中，可为备异；又对其说加以辨析，引《出师表》所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猬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一段，说明“非亮先诣备”这一结论，可谓惩妄。这种备异，惩妄，往往以寿书作为对比对象，再扩及到对其他史书的品评和总结。如在《魏书·文昭甄皇后传注》中，录有王沉《魏书》褒美甄后的记载，与寿书截然不同。裴氏依据《春秋》之义，认定《魏书》“崇饰虚文”，并说“推此而言，其称卞、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从而断定“陈氏删落，良有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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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出自《三国志？》翻译？

译文：

大概是因为军事上的临机应变、用兵策略，不是他（诸葛亮）的长处所在吧！

原文：

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白话译文：

连年兴师，未能成功，恐怕是因为军事上的临机应变、用兵策略，不是他（诸葛亮）的长处所在吧！

出处：出自西晋陈寿的《三国志》。

《三国志》，二十四史之一，是由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期的魏、蜀、吴纪传体国别史，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

当时魏、吴两国已有史书，如官修的王沈《魏书》、私撰的鱼豢《魏略》、官修的韦昭《吴书》，此三书当是陈寿依据的基本材料。

蜀国无史官一职，故自行采集，仅得十五卷。

陈寿开始在蜀国任职，受宦官排挤不得志。蜀降晋后，历任著作郎，晚年多次被贬，屡次受人非议，历经十年艰辛，完成了纪传体史学巨著《三国志》。

三国志最早以《魏书》、《蜀书》、《吴书》三书单独流传，直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三书才合为一书。而最终成书，因此《三国志》是三国分立时期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此书完整地记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

扩展资料：

人物简介：

诸葛亮（181年-234年10月8日），字孔明，号卧龙，徐州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人 ，三国时期蜀国丞相，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文学家、书法家、发明家。

早年随叔父诸葛玄到荆州，诸葛玄死后，诸葛亮就在隆中隐居。? 后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联孙抗曹，于赤壁之战大败曹军。形成三国鼎足之势，又夺占荆州。建安十六年（211年），攻取益州。继又击败曹军，夺得汉中。

蜀章武元年（221年），刘备在成都建立蜀汉政权，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主持朝政。蜀后主刘禅继位，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勤勉谨慎，大小政事必亲自处理，赏罚严明；与东吴联盟，改善和西南各族的关系；实行屯田政策，加强战备。前后六次北伐中原，多以粮尽无功。

终因积劳成疾，于蜀建兴十二年（234年）病逝于五丈原（今陕西宝鸡岐山境内），享年54岁。刘禅追封其为忠武侯，后世常以武侯尊称诸葛亮。东晋政权因其军事才能特追封他为武兴王 。

诸葛亮散文代表作有《出师表》《诫子书》等。曾发明木牛流马、孔明灯等，并改造连弩，叫做诸葛连弩，可一弩十矢俱发。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

几次北伐的不如意，也直接导致了陈寿在《三国志》中对其军事能力持保守态度。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诸葛亮

裴松之的为《三国志》补注

东晋时历仕零陵内史、国子博士等。入宋后任中书侍郎。宋文帝以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命他为之作补注。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三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
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
所以裴注不仅解释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于补充原书记载的遗漏和纠正错误。同一事几家记述不同的，他都收录进来，以备参考。对于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评论；对于陈寿议论的不当，裴注也加以批评。
裴注搜罗广博，引书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为了注释《三国志》，他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原始材料达一百五十多种，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约超过原文的三倍。
据沈家本统计，注中引书“经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由此许多《三国志》中失载的历史事实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运用传统注释方法的地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侯康说：“至于笺注名物，训释文义，裴注间而有之而不详，盖非其宗旨所存。”
杨翼骧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将这部分裴注归纳为字音、文义、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类。他认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广事实，而这一类的批注不过是附带的工作”。他注《三国志》的重点是补阙和纠谬。正如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所说：“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忘；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
裴注的最大特点，就是广采博引，极大地丰富了原书的内容。特别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经亡佚，幸而保留在裴注中，因而史料价值就非常珍贵。我们在读《三国志》时，一定要把裴松之的注文当作正文来读。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裴松之注《三国志》的评价:“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诏为注，所注杂引诸书，亦时下己意。
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於陈寿本书焉。”这个归纳是准确的。但又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这话毫无证据，只能认为撰提要者的臆测之辞罢了。
裴注为史书注释开辟了新的广阔道路。但裴松之的注解也有谬误之处，凡治三国史学者都熟知，裴松之注虽然可以作为陈寿《三国志》的补充，然其收集的稗官野史，当中的讹谬乖违之处不可尽信。 所谓备异与惩妄，是针对同说一事，而各书记载却“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之情况而言的。“并皆抄内、以备异闻”为备异，依本志或引证它书做“随违矫正”工作，为惩妄。二者往往难以截然分开。如刘备三顾茅一事，《诸葛亮传》所记情节已人所共知，但魏人鱼豢《魏略》和西晋司马彪《九州春秋》所记则不同，认为是诸葛亮先拜访刘备。裴氏将两书记载均抄录于注中，可为备异；又对其说加以辨析，引《出师表》所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猬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一段，说明“非亮先诣备”这一结论，可谓惩妄。这种备异，惩妄，往往以寿书作为对比对象，再扩及到对其他史书的品评和总结。如在《魏书·文昭甄皇后传注》中，录有王沉《魏书》褒美甄后的记载，与寿书截然不同。裴氏依据《春秋》之义，认定《魏书》“崇饰虚文”，并说“推此而言，其称卞、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从而断定“陈氏删落，良有以也”。对陈寿失误而他书正确处，亦作明确判断。如《吴书·楼玄传注》引虞博《江表传》所载楼玄自杀事，裴氏径直判断为“《江表传》所言，于理为长”。《吴书·诸葛恪传注》引胡冲《吴历》所载，裴氏判断为“《吴历》为长”。
这种评断，在论辨一条中有更多体现。论辨包括评史事与评史书两个方面，评史事者随处可见，是史家主体认识的直接表达，因与本论题关系不大，故略而不论，评论史书，则有总结同期史著优劣的史学批评的意义，是本文讨论的内容之一。裴氏对《三国志》一书的评论，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评价，又有散见于各注中的肯定或批评，是较为全面的；对同期其他史书，则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评点，概括来看，这些评论大致可分为体例安排、叙事描写两个方面。 我国史书体例自《春秋》、《史记》后，编年、纪传两体渐趋成熟，尽管仍存在二体优劣的争论，但其体式已较固定，无需多言了。裴氏较关注的是对现有体例，尤其是做为正史的纪传体的规范化问题。纪传体以人物传记为主，专传、合传较好掌握，而类传如何划分，则颇不一致。裴氏主张取“事类相从”的原则，他说：“臣松之以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张子房青云之士，诚非陈平之伦。然汉之谋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则余无所附，故前史合之，盖其宜也。”肯定了司马迁首创“事类相从”的合理性，然后批评陈寿将非为一类的人放在一传中，有失体例。如贾诩之俦，实属“算无遗略、经权达变”的奇士，应放在善作筹划的程昱、郭嘉等人的类传中，但却放在了德智两全有王佐之风的二荀（荀彧荀攸）之列，裴氏以之“失其类”，“其犹夜光之与蒸烛乎？其照虽均，质则异焉”，本质的异同，应是区分类传的第一要义。其次，行事相类亦为重要原则。如鱼豢《魏略·勇侠传》不计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将汉末孙宾硕四人编入魏，是依据“其人接魏，事义相类”的原则处理的。对此，如果说鱼豢还仅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的话，那么，裴氏提出“事义相类”的原则，便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认识了。由实践升华为理论，再指实践，正是裴注史学意义在编纂学上的体现。
在叙事描写上，强调通顺合理，反对“语之不通”。注意容貌状写，如对荀彧之外貌，以陈寿不称述为遗憾，特引《典略》、《平原祢稀传》补充之，既反映了魏晋著文讲究人物容止风藻的时代特色，又符合了中国史学讲究形象描写的特色，还体现了裴氏对历史文学的审美要求，即生动形象的描写可使史著更具魅力，这一点同样具有史学意义。
晁公武首先涉及裴注的字数：“（裴注）博采群说，分入书中，其多过本书数倍。”（《郡斋读书志》卷二）在清代武英殿刻本《三国志》中，李龙官等在校刊识语中更为具体地指出“裴松之注更三倍于正文”。20世纪70年代初，黄大受据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的殿本统计，陈寿本书为350，833字，裴注为322，643字（《三国志及裴注字数统计表》，载《三国志选注》，台北中正书局，1972年版卷首。转引自吴金华《三国志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5页）。王廷洽根据中华书局陈乃乾校点本统计出《三国志》为366，657字，裴注为320，799字（《略谈〈三国志〉与裴注的数量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年第3期）。吴金华据百衲本统计，陈寿本书为368，039字，裴注为322，171字（《三国志校诂?附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崔曙庭根据金陵活字本统计，《三国志》为367，327宇，裴注为320，805字（《〈三国志〉本文确实多于裴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如果以上述统计最少的《三国志》与统计最多的裴注字数比较，《三国志》也比裴注多38，014字，即便裴注中尚有佚文或混入正文，也不可能达到数倍于本书的文字。张子侠则认为：“《三国志》的版本和流传的经过极为复杂，既有文字脱漏问题，也有注文混入正文的现象，因而正文与注文孰多孰少不能轻下结论。”（《〈三国志〉裴注研究三题》，《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2期）。
明以前人若王通、刘知几都讥其繁芜，叶适至认为“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文献通考》一九一）。清代学者虽然推崇裴注，但也有人指责他有的应注而不注，有的不应注而注，引书有改字等等（见赵翼陔余业考六、四库提要四五及卢文弨的批注）。其实这些都是小缺点，并不能因此掩没它的长处。裴注引用的魏、晋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种，著录在隋书经籍志中的已经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后就十不存一了。而且裴注所引的材料，都首尾完整，尽管说它“繁芜”，说它“寿之弃余”，单就保存古代资料这一点说，也是值得重视的。 由于裴注引书具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因此裴注引书数量和书目的考证成了裴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分歧最大的问题。
钱大昕统计裴注引书“凡百四十余种，其与史学无涉者不在数内”，所列书名144种（《廿二史考异》卷十五）。赵翼统计裴注引书“凡〔百〕五十余种”，所列书名151种，亦为史部类数目（《廿二史札记》卷六）。赵绍祖统计裴注引书“凡一百八十余种”，另外，引诸经及诸子字书“又四十余种”（《读书偶记》卷六）。钱大昭以时代，地理，人物，官制，类书，文章，别集，家传，别传为类，统计裴注引书160余种（《三国志辨疑》）。沈家本将裴注引书“依《隋书　经籍志》之例分为四部：计经部廿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三国志注引书目》）。王钟翰统计“裴氏注记所引诸书名，凡二百四五十种”，并按钱大昭的分类列书名256种（《三国志裴注考证》，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五卷，1945年）。王祖彝除“诸家评论与裴氏自注，傅子，袁子，孙盛，习凿齿等论注以及引古书为诠释者不计”外，统计“裴注征引之书凡百五十六种”（《三国志人名录?裴注引用书目》，商务印书馆，1956年）。马念祖统计裴注引书“二百零三种”（《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中华书局，1959年）。杨翼骧统计“以裴氏所引书目全部而言，为二百一十余种；若除去关于诠释文字及评论方面的，则为一百五十余种”（《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历史教学》1963年第2期）。高秀英，杨济安统计裴注引书203种（《三国志人名索引裴注引书索引》，中华书局，1980年）。陈垣统计裴注“所引书在二百三十种以上”（《三国志注引书目》，载《中国古代史论丛》第七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331页）。王树民对赵翼的“裴松之三国志注”条裴注引书进行了部分考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2002年修订版）。周国林统计裴注引用书目为224种，其中“用于笺释名物训诂音义的先秦至东汉中期著作及其为之作注的和文字训诂方面的著作共四十余种，用于补阙备异惩妄论辩方面的汉末迄晋著作共一百八十余种”（《裴松之〈三国志注〉引书考》，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高振铎统计“裴松之注《三国志》共引书二百三十六种”（《裴注〈三国志〉引书考订－－兼评〈廿二史札记校证〉》，《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虞万里统计裴注引书“二百三十五种”（《〈三国志〉裴注引书新考》，《温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4期）。伍野春统计裴注引书凡229种，“另有十则未注明出处”（《裴松之评传》，第250页）。张子侠统计“裴氏共引书二百二十七种”。高敏曾与人合作《〈三国志〉裴注引书考》一文，统计引书达二百四五十种（《〈三国志〉说略》，载《经史说略?二十五史说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第87页）。 元嘉六年也就是“公元429年”奉宋文帝命为《三国志》作注释，以补缺、备异、惩妄、论辩等为宗旨，博采群书一百四十馀种，保存大量史料，注文较正文多出三倍，开创了作注的新例。

三国志中记载关羽斩颜良用了十九字，具体内容是什么？

三国志·蜀书·关羽传
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剌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

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剌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
这是十九个字。

关羽远远地看见颜良的旌旗华盖，驱动战马在万军之中刺杀颜良，割下首级归阵。袁绍的众将没有能抵挡他的，于是解了白马之围。

中国的古代史书一般来说比较轻视战争过程重视策略和结果，很少描写战争中武将单挑的细节，只有一些重大战役，武将有出众的表现时才会写上几笔，往往都是十分辉煌的。比如《魏书·张辽传》描写张辽率800敢死队大战10万吴兵，可以算是三国志里面大书特书的战斗过程了。这样的记载是要格外注意的，因为往往古人写传哪怕是有点错误小瑕疵很可能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角色都不会被立传，更不可能形象被写的如此光辉。比如说三国志贾诩传，作书之时就有人极力反对为他立传，原因是贾诩前期给李傕郭汜出过主意，直接导致全国局势更为混乱，算是一个人生污点。所以只有正史留名必是极为重要的历史角色，同时往往善恶分得很开立场非常鲜明。

关羽向曹操请赏秦宜禄的美妻，曹操据为己有，真有这回事吗？

秦宜禄是吕布的部将，秦宜禄的妻子非常漂亮，是个大美女，曹操在下邳攻打吕布，当时，关羽向曹操请赏，要求城破之后，将秦宜禄的妻子赏赐给自己，曹操答应了。

临攻城时，关羽再次提醒曹操，不要忘了这事，此时的曹操心中纳闷了，怎么关羽老提这事？心中开始有了疑心。

等打下下邳之后，曹操亲自去看秦宜禄的妻子，果然发现是个绝色美女，于是，曹操便据为己有了，而关羽见曹操自己留下了，心中非常不高兴。

这是史书记载的一个小故事，见《三国志》注引《蜀记》，原文如下：曹公与刘备围吕布於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於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此与魏氏春秋所说无异也。

不仅《蜀记》记载了，而且《魏氏春秋》也记载了，还有《华阳国志》也记载了。

《魏氏春秋》引《献帝传》记载：其前妻杜氏留下邳。布之被围，关羽屡请于太祖，求以杜氏为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见之，乃自纳之。

《华阳国志》记载：初，羽随先主从公围吕布於濮阳，时秦宜禄为布求救於张杨。羽启公：?妻无子，下城，乞纳宜禄妻。?公许之。及至城门，复白。公疑其有色，自纳之。后先主与公猎，羽欲於猎中杀公。先主为天下惜，不听。故羽常怀惧。

这些史书都记载了这件事，而独独《三国志》却没有记载，这让人感到非常奇怪。那么，关羽向曹操请赏秦宜禄的妻子，真有这回事吗？其他史书的记载，是否可信？

我个人推测，这件事不可信，原因如下。

其一，作为二十四史的《三国志》，是著名的前四史，是正史中比较权威的史书，作者陈寿，就生活在三国后期，他没有记载这件事，可见，这件事不太真实，否则，陈寿怎么可能不记载？陈寿著史，比较客观，是良史，这是史学界公认的。

其二，关羽其人，讲忠义二字。史书记载关羽忠于刘备，暂栖身曹营时，受到曹操礼遇，关羽斩杀颜良立功，报答曹操后，离开曹操，回到刘备身边。

其三，关羽不贪财，不爱钱。关羽斩杀颜良后，曹操重赏了关羽，而关羽离开曹操，没带走一点钱财，全部封存。

以上资料，见《三国志 关羽传》记载：及羽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於袁军。